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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尔纳与莫言说起 　　近年来，图书的翻译出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集中体现在政经图书和文学图书的翻译出版。这也促使我们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上反思翻译出版。 　　热词：凡尔纳 莫言 引进来 走出去 翻译出版 　　儒勒?凡尔纳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一直以来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1957-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大规模地出版了“凡尔纳选集”，如范希衡译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曾觉之译的《海底两万里》，联星译的《地心游记》和《蓓根的五亿法郎》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将已出版的“凡尔纳选集”全部重印，还组织译者翻译了当时来不及出版的十余部凡尔纳名作，成套出售。201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经典再造“凡尔纳选集”。至今，不少读者在收集凡尔纳作品时仍会说还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版本好。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作品《我的高密》和《学习蒲松龄》也一度热卖，广受读者好评。 　　然而，是否翻译出版的作品都能像凡尔纳作品一样让经典变为流行，让流行变为流传呢？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能否在褒扬声中实现“飞跃”，持久获得出版市场的成功？笔者认为，这还是要回头来看我们的翻译出版市场。 　　翻译出版的现状与问题 　　据《2013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引进图书16625种，输出图书7305种，总计23930种，图书的翻译出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集中体现在政经图书和文学图书的翻译出版。这也促使我们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上反思翻译出版。 　　从“引进来”的角度看，我国翻译出版信息渠道不畅通，质量上良莠不齐。日前，出版社的版权贸易大多是从版权代理公司获取相关信息，选书、报价、竞价。这种模式自然就会出现代理人荐书和编辑需求不对接的现象，会出现哄抢版权、天价版权的现象。加上，国际上通行的版权购买年限是7-10年，在中国通常会是5年。因此，有的出版社为了规避高成本的翻译出版，会另辟蹊径引进一些图书，会追求翻译上的“短、平、快”，这就不可避免会出现选书水准上的失误、出现低质量的译著。 　　从“走出去”的角度看，我国翻译出版比重仍偏低。中国外文局黄友义曾指出：“我国从事专业外语翻译的工作人员多数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及政府工作部门。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外’人才不足百人，缺少‘中译外’的人才，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据《2013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新闻出版产业存在图书版权贸易的逆差，差额是9320种。 　　翻译出版的发展与举措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曾将传播过程归纳为五要素：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和效果。在这一过程中，传播效果是整个活动的核心，而要取得传播效果，传播内容和形式必须在受众身上起作用。 　　翻译出版的关键在于对双方文化意识的共通性与差异性的熟知和把握，也就是要用对方熟知的言语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的国际传播。 　　近些年，我国不断加大图书对外推广扶持力度，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之窗”“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图书专项基金。笔者认为，双方出版社只有做到五个“好”，才能促进翻译出版的发展。 　　1.培养好优秀的版权代理人。对双方出版社来讲，一个优秀的版权代理人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客户的需求，最佳匹配双方资源。从专业能力上看，一个优秀的版权代理人，要熟知引进国及输出国的出版政策和原则，要结合引进国近期的图书市场走向、动态分析、客户需求等方面向输出国寻找合适的图书资源，并将相关图书的信息资源整理成引进国语言，如获奖情况、版权销售情况、在输出国的发行销售情况、专家意见、知名媒体评价等，进而向引进国目标出版社推荐与其需求匹配的图书。 　　2.以文学翻译和实用翻译并重的思想培养好翻译人才。作家刘震云曾说：“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向世界，而世界文学却已经走向了中国。”如果没有陈安娜和葛浩文的成功翻译，莫言的影响力恐怕难以进入西方（《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在瑞典出版的三本书，陈安娜是莫言文学作品的瑞典文翻译，葛浩文则是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一个好的译者至少要掌握两种语言，一个用来分析，一个用来表达，而最重要的还是母语，要真正地融会贯通两种语言，并达到语言欣赏的层面。为此，出版社要充分利用好老中青的翻译人才，提高译者水平：年轻译者要加倍努力，增加实践环节;中年译者应特别看重选题，慎重地选择那些适合自己的文本，对新的写作风格要尽快地熟悉和把握;老年译者，要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把精力放在那些还缺少译本的经典著作上，填补那些应该填补的空白。同时，出版社还需要吸引具有良好外文功底的专家学者加入到译者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