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二元结构的城市规模优化研究.docVIP

基于二元结构的城市规模优化研究 　　[摘要]当前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文章基于俱乐部理论探讨了二元结构下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城市中个人依据自身的福利函数进行决策，而决策的集体效果就构成所谓的俱乐部效应，但是这样的经济活动自身并不能导致人口配置的社会最优，文章由此提出了通过一系列行政和经济政策实现城市规模优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方法。文章的结论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战略、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关键词]城市规模；集聚经济；俱乐部理论；城镇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55 　　1引言高峰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质和二元路径[J].南开经济研究，2005（5）：29-36 　　最早提出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论述见于Marshall（1890）[1]，Marshall认为集聚经济本质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来源有三个：一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二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得以深化，三是允许低成本的投入―产出关系。Fujita（2001）[2]、Fujita和Thisse（2002）[3]提供了更为规范的表述，并强调了城市和产业的空间布局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Combes（2005）[4]、Leunig和Overman（2008）[5]指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效应可以提高工人的边际收入产品，企业由此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工人的生活成本也会随之逐渐升高，工人净工资等于工资减去生活成本，是一条倒U型曲线，最大净工资决定了最优城市规模。Tiebout（1956）[6]认为，个人决策可以形成集体的力量，并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集体力量被称为俱乐部效应。Laurila（2006[7]，2011[8]）进一步从俱乐部理论出发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他提出不仅要考虑工人净工资，而且要考虑净福利。 　　本文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为背景，以俱乐部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实现的路径，特别是探讨了实现最优城市规模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我们从个人福利函数出发研究个人优化决策带来的集体结果（即城镇化）。此外，城市规模模型表明不仅可以通过政策影响城乡的整体人口规模，而且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影响个人迁移的决策，因而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政策手段。城市发展并不能保证实现城市发展规模的社会最优，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管理手段和经济手段寻求人口在城乡间的最优配置。 　　2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从俱乐部理论的观点来看，人口集聚可以带来正外部性，表现为在私人消费的基础上增加集体消费，还可以使人们享受更多闲暇。我们假设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或家庭）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最大化其效用，则其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U（qx，qy，l） 　　stw（1-l）=pxqx+pyqy（1） 　　其中，qx和qy分别为私人和集体消费数量，l为闲暇，w为实际工资，（1-l）为工作时间，px和py为私人和集体物品的市场价格，该效用函数有U′（?）0和U″（?）0的性质。人们可以享用的私人和公共物品数量都会与城市规模有关，闲暇l亦如此。短期中，假定城市的地理面积不变，则多数研究都采用人口数量代表城市规模。由于式（1）中所有变量都是城市人口n的函数，则该模型的俱乐部理论形式为： 　　MaxW 　　stW=B（n）-C（n）（2） 　　其中W是个人福利，B和C分别是个人生活在城市中的货币化收益和成本。个人的货币化收益为式（1）中的效用函数，而个人的货币化成本为式（1）中的预算约束。式（2）是关于福利的函数，但是个人无法选择城市规模（人口）n，只能选择在给定城市规模下是否生活在城市。同时，式（2）只能有城市整体层面的解，即城市作为俱乐部的解。 　　以Laurila（2011）[8]的思路为基础，建立最优城市规模模型：城市提供给居民的福利可以大致用平均福利来表示，即总福利除以城市人口。当平均福利上升，将导致人口的迁入，城市规模将随之扩大，反之则反是。如前所述，城市人口的福利是城市生活收益与成本之差，人们的平均福利同样如此，且与城市规模有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依次起主导作用，因此平均福利基本应呈现倒U型形状。 　　图1显示了一个简化的二元结构经济，包括城市（U）和农村（R）。其人口数分别为nU和nR，则经济中总人口数n=nU+nR。假设人口可以在城乡间流动，则nU从OU开始向右测度，nR从OR开始向左测度。图中AWU和AWR分别表示城乡居民的平均福利曲线，MWU和MWR分别表示城乡居民的边际福利曲线，且通过对应平均福利曲线的顶点。 　　点a意味着城乡之间平均福利相同，即AWU=AWR，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城市人口数量相对很少。当A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