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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很丰满 道路不平坦 　　立法优先和突破 　　当下正全面发力的文化立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立法密码？这是理解未来文化立法路线图的关键线索。 　　梳理最近一年多的文化立法动向，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文化产业促进法。两法均是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立法规划作出重大调整后，由原来的三类立法项目升格为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一类立法项目。这表明，对文化发展具有全局统领意义的基础性、综合性文化法律，已成为推进文化立法的优先选项。 　　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例，该法自2014年4月启动起草，到2016年4月法律草案正式提交立法机关一审，仅仅历时两年。与诸多长期酝酿却多年难产的文化立法相比，创造了文化立法史上的最快纪录。而作为促进文化服务供应、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部文化基本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呼之欲出，也将为公共图书馆法、博物馆法、广播电视法等文化专门法的加速出台提供坚实的依托。 　　正在加紧酝酿起草的文化产业促进法，同样具有深远的立法价值。自2000年决策层首次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断增长，到2014年已占GDP的3.76%。然而对照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仍然总量偏小、实力不强，相比于文化产业产值已占GDP四分之一的美国，更是差距巨大，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究其原因在于，多年来，我国文化立法一味强调管理思维，却忽略了扶持产业发展的立法考虑，保护知识产权、保障文化创新、促进文化发展的立法设计极为匮乏，在法律层面，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仅有一部已严重滞后的著作权法。由于文化产业基本只是依靠政策推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多头管理执法、企业融资困难、市场交易失范等现象屡有发生。正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促进文化产业的文化基本法，从而为繁荣文化市场、振兴文化产业奠定高屋建瓴、权威稳定的法制基石。 　　与尚在孕育中的文化产业促进法相比，已经抢先进入立法机关审议程序的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堪称文化产业立法重点突破的一个典型样本。 　　自2002年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我国影片年产量已从不足百部稳定到600余部，票房从每年不足10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近300亿元，2015年前9个月已突破330亿元，增速达51%。电影产业总体规模则保持着每年超过或接近30%的增长幅度，2014年已达650亿元。这一世界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不仅使我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也使电影产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先锋。 　　然而，作为市场化和开放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产业，电影产业在焕发勃勃生机的同时，也遭遇了诸多发展瓶颈。比如，繁琐的审批制度、高企的准入门槛，直接引发了电影题材狭窄、内容创新受限、市场发育不足等弊端。另一方面，由于规制不力，频发不止的“偷票房”、盗版侵权等乱象，又对电影产业造成了巨大伤害。凡此种种，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由电影大国进一步迈向电影强国。可资佐证的是，每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大片不足国产片的七片之一，却瓜分了近三分之一的票房收入。 　　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多年来，针对电影产业的制度规范，除了1996年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多为低层次的规章、“红头文件”乃至领导批示等，且管制色彩极为浓重。而适应电影产业化改革、更加合理的高层次立法设计，却付之阙如。事实上，早在1981年，《大众电影》杂志刊发的《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一文，就发出了立法呼声。2003年，有关部门已启动电影立法起草工作，却千呼万唤不出来。直到2015年10月，借助文化立法提速的推力，原先仅仅位列人大立法规划二类项目的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一反常规，捷足步入审议殿堂，难产整整12年的电影立法，由此一朝破冰。 　　与立法速度逆袭相比，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所秉持的“鼓励”和“开放”立场。草案明确要求政府将电影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立了一系列扶持电影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优惠和保障机制，并鼓励社会力量以投资捐赠等方式参与电影产业。更大的亮点在于，草案在简政放权的方向上迈出大步，同时取消两项、下放5项行政审批，包括取消单片电影摄制许可证、取消一般题材电影剧本审查等等。由此，为保护创作自由、激发市场活力松开了诸多制度捆绑。此外，草案在保留电影成片审查制度的同时明确，制定具体审查标准时，应增设公共参与、专家论证的程序，并要求电影审查时应组织专家评审。由此，为提升审查制度透明度、公正性，尤其是防止以往屡见不鲜的“关门审查”现象，提供了全新的制度支持。 　　从目前的立法态势看，电影产业促进法不仅是“中国电影第一法”，也很可能成为率先出台的“文化产业第一法”。就此而言，电影产业促进法不仅将为电影产业注入强劲的动力，也将为其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