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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抱约”VS赡养义务 　　我国《收养法》施行前，民间送收养子女形成的文书俗称“抱约”。按照民俗习惯，“抱约”一旦签订，血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此解除。然而，拉萨市居民艾玉生却不惜耗时10年，三上法庭，要求被“抱约”儿女对其赡养，这是为何，最终结果又会怎样呢？ 2016年3月27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判决，细说了法与情。 　　特殊的“抱约” 　　艾玉生原是四川省射洪县农民。上世纪60年代末，他与同村姑娘厉兰萍结婚，婚后居住在厉家。1970年他与厉兰萍生下了儿子艾民，相隔六年后，又共同生育了女儿厉琳。艾玉生不愿务农，妻子厉兰萍也没有收入，一双儿女主要依靠外祖父母厉祖辉、金桂花生活。舐犊情深，厉祖辉、金桂花省吃俭用，对外孙、外孙女宠爱有加。 　　1984年6月，艾玉生不顾全家人阻挠，只身来到西藏工作。 　　1987年上半年，艾玉生回了趟射洪县，为孩子的抚养问题，厉祖辉、金桂花与他激烈争吵。艾玉生赌气说，从此与厉家一刀两断。6月17日，他写下一份“抱约”，言明把儿子艾民、女儿厉琳送给厉祖辉、金桂花抚养，自己不再与艾民、厉琳发生往来。该“抱约”经时任生产队长的顾成签字确认，并加盖了乡政府和所在村民委员会的公章。 　　厉家本以为艾玉生赌一时之气，在此后10年一直等待艾玉生回心转意。1997年初，却等来了艾玉生的离婚诉状，不久法院判决艾玉生与厉兰萍离婚。在此10年间，艾玉生帮助儿子艾民和女儿厉琳解决了拉萨的城市户口，厉琳进藏读书初期，曾跟随他生活了一段时间，艾玉生也补贴过一些生活费用。 　　儿女拒绝赡养 　　2003年，艾玉生所在工作单位破产，因为正式进入单位的工龄短，他仅获得少量的经济补偿金。艾玉生的生计顿时成了问题。年已55周岁，体质较差的他，再难以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儿子艾民和女儿厉琳，已各自结婚成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于是，艾玉生找艾民和厉琳商量，让他们每个月给些赡养费。 　　艾玉生突然找上门，让艾民和厉琳感情上难以接受，他们各自给了点现金后质问他：你是我们的什么人，为啥要赡养你？ 　　考虑到自己还有些积蓄，心灰意冷的艾玉生暂时作罢。他艰难地熬过了三年后，于2006年8月1日，将艾民和厉琳告到了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艾玉生起诉称：艾民、厉琳是其亲生子女。与厉兰萍离婚后，其虽与他们无来往，但现在其年老体弱，没有经济来源。作为子女，应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请求法院判令艾民、厉琳每月各承担500元，到其年满80周岁为止，共计16万元赡养费。艾民、厉琳一次性各支付8万元。 　　艾民、厉琳辩称：兄妹两人从小就由外公外婆抚养。原告没有履行在先的抚养责任。且《收养法》第23条规定，养子女因收养关系与生父母解除关系，因此请求法院驳回艾玉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原被告系父子女关系，艾民、厉琳理应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但艾玉生与二子女的外公外婆签订了抱约协议，确认外公外婆与艾民、厉琳的收养关系成立，终止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艾玉生的主张没有提供相关的法律证据，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艾玉生不服一审判决，他认为，1987年的“抱约”，是家庭内部行为，与一般意义上的“抱约”，有本质的区别。为此，他向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艾玉生与艾民、厉琳系生身父子女关系，但艾玉生于1987年自愿签订了抱约协议，有当地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签名盖章，因此艾民、厉琳与其外祖父母的收养关系成立，而艾玉生与艾民、厉琳的权利义务自此消除。且艾玉生年龄未满60周岁，其要求艾民、厉琳承担赡养费，于法无据，2006年11月13日，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给予生活帮扶 　　艾玉生需缴足15年养老保险才可办理退休手续，因他只缴纳了10年的费用，故年满60周岁后，他仍没有退休工资。随着年事越来越高，艾玉生要求子女赡养的愿望日逾强烈。为此，他多次申请法院对案件再审。2015年10月13日，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发出了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 　　再审过程中，艾玉生称：一、写抱约协议时全家尚四世同堂，儿子艾民17岁上高中，女儿厉琳11岁上小学五年级，均是有识别能力的被收养人。而《收养法》规定，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生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因此，《抱约》协议不具法律效力。二、《抱约》协议根本没有经过厉祖辉、金桂花、厉兰萍、艾民、厉琳亲自签字同意并办理合法手续。三、《收养法》规定“收养应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执行。抱约协议没有送到民政局补办登记，收养关系不成立。请求2006年6月起计算两子女每人每月500元赡养费至今一次性补缴给艾玉生，以后6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