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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车遗失实名制火车票引纠纷 　　浙大学生状告昆明铁路局 　　2015年7月30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大二学生小陈乘火车从杭州赴云南贫困地区支教，在登车后不慎丢失了火车票。 　　在途中查票时，小陈出示了12306购票成功短信、邮件和身份证以自证清白，但列车乘务人员不予核查，仍旧要求其补票。为了不耽误此后的支教行程，小陈同学只好缴纳了487.5元补票款和5元手续费。 　　到昆明站后，小陈试图退票遭铁路方面拒绝，还被告知“这是铁路总公司规定”。 　　小陈表示不解，火车票是实名制的，进站时已经核验了人、证、票一致，铁路部门的购票系统中也能查到自己的购票信息，为什么还要全价补票？ 　　小陈同学的遭遇引起了本校大三法学专业学生小秦的关注，他认为遗失火车票被要求全价补票的措施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样的做法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要用法律手段积极维权。 　　根据小陈的委托和浙江大学本科生院的推荐，小秦代理小陈提起了诉讼，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正式受理此案。 　　拒绝和解以求公众受益 　　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则规定，登车前丢失车牌的，乘客可以在列车停止检票20分钟前办理挂失补票手续；而在火车上丢失车票的，应另行购票，自丢失站起（不能判明时从列车始发站起）补收票价，核收手续费。补票后又找到原票，可以凭客运记录在到达站扣除手续费后退还补票的价款。也就是说，目前的补票规则下，如果登车后遗失车票又无法找回原票的，乘客只能再次掏钱买票。 　　小陈一方认为，从2012年元旦起，全国火车票购票实行实名制，随后又开始实施网络购票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组成部分的纸质车票，不再是证明购票事实的唯一凭证。 　　小秦透露，在立案受理前小陈是愿意诉前和解的，但三周后被立案庭告知昆明铁路局明确拒绝。然而正式立案后，民庭一法官致电称昆明铁路局主动希望和解，即退还车票款承担诉讼费，但这时小陈方面就坚决拒绝和解了，希望以此引起社会关注、推动不合理的规定改进，让公众受益。 　　对此，昆明铁路局宣传部门解释道，铁路方面在立案前后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依法依规执行、并无过错，但是他们也尊重学生的诉权，会积极应对这起案件。 　　浙大学生状告昆明铁路局的消息也引起了全国性关注。有律师认为，1997年铁道部出台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是在旅客购票尚未实行实名制的背景下制定的，在当时纸质车票丢失，乘客无法举证自己已经购票的情况下，要求另行购票有其合理性；但在当前实行实名制的情况下，铁路运输部门已可事先查证旅客是否已购票，仍把另行购票作为对消费者遗失火车票的唯一处理措施，是对铁路运输规程断章取义和片面理解。 　　而浙江省社科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对媒体表示，铁路运输企业采取强制补票这样简单“一刀切”的做法，不仅仅是一种懒政的表现，更是为了固守自己的利益。 　　同类纠纷乘客维权艰难 　　其实，铁路部门的这个做法曾引发过不少类似纠纷…… 　　在2014年12月，由于接到大量消费者投诉，浙江省消保委就曾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消费维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状，请求法院判令上海铁路局立即停止“强制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的行为，但法院最终裁定不予受理该起公益诉讼。 　　也有成功起诉的。2014年何奎诉武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广州铁路公司关于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中，乘客的诉求甚至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法庭提供了12306网站短信、银行对账单以及到站所补车票，这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其购票、乘车、到站补票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作为运输合同具有付款义务的一方，何奎证明其已经支付了运输合同的相应票款，应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故其要求返还其出站时所支付的补票款164.5元的请求，据理充足，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但是该案在二审阶段，风云突变。二审法院认为：“车票作为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之间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组成部分，既是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履行运输义务的书面凭证，也是旅客已经履行支付票款义务的债权凭证。我国目前虽然实行铁路购票实名制，但并非属于电子车票，除了乘坐高铁而且未换取纸质车票的情形外，车票仍是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成立的有效书面证明，旅客应当履行妥善保管车票的义务。同时，车票背面《铁路旅客乘车须知》载明参阅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也明确旅客应‘妥善保管车票，保持票面信息完整可识别’。 　　就本案而言，何奎持车票进站乘车，但在出站时却不能出示车票，证明其没有按照约定妥善保管车票，其不正确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此时，铁路运输企业在运输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何奎又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已经购票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补票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因此，何奎以铁路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