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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演化的基本假定 　　 摘 要：笔者认为，在具体经验科学的层面已无法理清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争论，本文尝试运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观点重新梳理有关争议，为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关键词：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高校创新性人才研究――大学生创新竞争力的协同演化机制分析”（2014WQNCX111）及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高校协同实践育人项目化运作模式研究――以多层级共同演化理论为视角阶段性成果。 　　达尔文主义能否以及如何与社会科学结合一直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期间有着漫长和起伏的过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误用导致了社会科学家对演化思维的长时间拒斥。作为社会科学的新兴研究领域，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和纳森（G. M. 　　Hodgson amp; T. Knudsen）提出了“社会-经济演化” 　　（Socio-economic evolution）概念，旨在借鉴达尔文主义（Darwin 　　ism）的核心元素弥社会演化统一研究纲领的缺失。在上述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演化十分在意自身的合法性。与演化经济学相比，社会-经济演化追求更广泛和深刻的理论意蕴，表现为不局限于具体经验科学的建构，而是追求贯穿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适性研究框架。 　　霍奇逊和纳森对达尔文主义的借鉴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和基本假定两个方面，后者的痕迹尤为明显，尝试通过一系列基本假定奠定社会-经济演化的理论起点。在科学哲学的语境下，基本假定预设了科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基本观点，对科学理论的合法性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标榜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复兴，社会-经济演化的研究进路遭到了质疑，质疑者承载着社会科学拒斥达尔文主义的惯性，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可通约性”，而针对其基本假定的批评也直接动摇了社会-经济演化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在具体经验科学的层面已无法理清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争论，本文尝试运用科学哲学的观点重新梳理有关争议，为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一、社会-经济演化的基本假定 　　（一）遵循变异、选择与遗传的达尔文演化机制。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元素包括变异、选择、遗传以及由这三者组成的演化机制。社会-经济演化明确追求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有效运用，通过考究历史，霍奇逊和纳森直接将社会-经济演化的合法性追溯至达尔文本人：达尔文曾建议将其理论的核心原则普遍化，以图覆盖社会实体。霍奇逊强调，达尔文主义的普遍化不等于只能使用生物学术语解释社会-经济演化过程，后者也绝不是生物（基因）还原的另一个版本。相反，社会-经济演化不必完全套用生物学词汇。社会-经济演化不仅解释了社会与经济演化单元的复制、变异、选择过程，而且将抽象的达尔文主义与具体的经验科学（演化经济学）有机相连，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另辟蹊径。[1] 　　（二）强调累积因果的效用。早期有关社会演化的研究自诩是“生物学隐喻”，表现为大量引入演化生物学原理和生物学词汇，但是，霍奇逊认为不能仅仅满足于“生物学隐喻”，应该迈向更深刻的“本体论”建构，因为作为类比方法的“生物学隐喻”制约了社会-经济演化的合法性。在他看来，社会-经济演化蕴含了研究纲领所需的各种“本体论”特质，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万能的解释框架。需要注意的是，霍奇逊所言的“本体论”并非指代事物的本源，而应该是奎因（Quine）所指的“本体论承诺”。 　　霍奇逊认为：原则上，所有的产物必须在互连的因果过程中进行解释。自然界当中没有目的论或目标。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以科学术语表达的因果解释。这是达尔文主义本体论的关键部分……每一个事件和影响都有原因。这种本体论承诺很早就为达尔文的朋友，著名生物学家乔治（George Romanes）所认可，他坚称达尔文主义首当其冲代表着因果分析。[2] 　　（三）对拉马克主义的有限度兼容。在解释适应复杂性演化过程的理论体系中，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比较具有代表性。达尔文主义倡导生物（基因）演化遵循变异、选择与遗传机制以及累积因果的效用，拉马克主义强调获得性遗传是演化的基本特征，后天的外部环境是生物产生变异的主要原因，亲代通过对环境的适应获得新性状并遗传至子代。 　　霍奇逊认为在社会-经济演化的范畴内，演化过程是达尔文式，拉马克主义的解释力必须给予严格限定。他列出了例子：如房间里的人们受其中一人的笑声感染都笑起来了，认为这个场景表面上符合拉马克主义者所言在代际之间实现了的实质性传递，但是，人们模仿的只是作为动作行为的“笑”而不是作为能力的“笑”（Dan Sperber（2000）;因为每个人本来就具备笑的能力，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