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税法调节功能的重塑.docVIP

论我国税法调节功能的重塑 　　摘要：税法的调节功能在现实状态下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不断调整经济权利（力）配置的格局。我国当下所面临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严重失衡的困局就是由于我国初始经济权利（力）倾斜性配置的产物，是税赋调节有悖公平的逻辑结果。因此，要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享，不但应当从税收收取方面尽量做到税收公平，而且还要从税收支出方面反哺初始经济权利（力）配置不公平的现实，用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提供来弥补初始经济权利（力）倾斜性配置留下的亏欠，惠及低收入群体。此外，还应当鼓励社会主体之间基于自愿而进行的公益性捐赠，促进社会财富的流转，缓解贫富差距。总体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我国税法的调节功能应当构建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促进税收公平、构建共享式的税收收益权配置模式、完善促进公益性捐赠的税法制度，由此形成一个整体，方能显出成效。 　　关键词：社会财富分配；贫富差距；税收公平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勾勒出了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蓝图，强调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为社会公众所共享。这既是由于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现实倒逼所致，也是治国者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然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贫富悬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顽症，到了不得不关注的地步。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致富能力大小的差异有关，但却也与我国税法制度未能有效发挥调节功能密切相连。我国税法调节功能的不力甚至逆向调节的现实，导致一部分人的致富能力虽遭受公平的拷问，却依然在不耗体力、不费智力的情况下坐享制度缺位所带来的巨额社会财富。因此，厘清我国现行税法调节功能的生发机理，尽快找到重塑我国税法调节功能的路径，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共享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想模式下税法调节功能运行的逻辑 　　假设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下，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义务配置都是完全对等的，每个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都不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的人人平等而是没有差别，且不考虑权力寻租等因素，那么公民个体都能均等地拥有获得发展的机会。为了确保这种公平的发展机会不被干扰，法律制度的设计者就应当坚守权利配置公平的底线。也就是说，法律制度都应当只作为一种客观评价的标准，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不是指导公民的经济行为。作为法律制度之一的税法制度，也应当秉承这一基本原则，只作为一个旁观者，不打扰权力配置的初始状态。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就是税法的调节功能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应该严格坚持税收中性原则，只负责筹集财政收入，其他的一切让其自发生长。正如有学者指出 “法律只要保证私人经商的机会以及保护私有财产，那么社会本身就会随着商业的繁荣而变得强盛。” 　　从上述理想模式中实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所有的法律制度――包括税法制度在内，都事实上处在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其目的是要保证不打破初始权利（力）配置的完全均等的状态。具体到税法制度而言，税法的制度安排不能够体现严重“厚此薄彼”的价值倾向，也就是说不能在制度设计中带有促使理性“经济人”做出踊跃投资和营利的行为的规定，而应当是将经济行为的选择权完全交给“经济人”本身。包括税法在内的各种法律在结果上保护“经济人”依靠其自身的智慧以及殷勤的劳动，在自主选择的规则体系下获得的各种社会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权利（力）配置方面的冲动被压制，只尽到必要的保护社会的职能。 　　在这种法律制度框架下，税法的调节功能只体现在税负的承担方面，而不会涉及其他权利（力）配置。然而，税负的承担又必然会受制于权利（力）配置公平的要求。实践中，税负制度的设计都无法脱离受益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制约和影响。这两个原则相互补充、配合使用，目的是为了捍卫初始权利配置的公平状态，避免在制度运行中其他因素对这种权利（力）配置状态的打扰，进而保证初始权利（力）配置公平的状态能够顺利地延续到经济运行的最终分配环节，确保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能够在社会财富分配的过程中事实上处于平等的状态。不可否认，人的天性禀赋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必定会伴随经济活动进程的始终，最终会在分配结果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受益原则的存在和运行，会在公共产品提供均等化方面弥补个人天性禀赋方面的缺憾，消减公民基于天性禀赋差异而带来的经济结果的差异，有效地抑制贫富差距的诞生；同样，量能课税原则的存在和运行，会对财富创造能力强的人进行多课税，而对财富创造能力低的人少课税，从而进一步消减天性禀赋对社会财富占有量的影响，使公民的财富占有量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由此可见，在理想的社会模式下税法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建立在公民间初始权利（力）配置的完全公平的基础上。税法调节功能的运行不但要求税法要恪守公平的底线，而且要求从更高层面上――政治制度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