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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风险社会的刑法应对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亦更趋复杂性，风险普存于世，所谓的“风险社会”随之来临。对于风险社会的准确理解，直接关系到刑法如何应对社会中的“风险”，因此，文章首先就前人研究的“风险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误解作了一下梳理；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刑法应不应该对风险社会作出回应这个论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此问题应该换成刑法对风险社会作出应对有无其现实意义或者紧迫性，文章对此作出了个人的观点论述；最后，文章对于学者们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所主张的风险刑法理论作了一些简介和评价，并对于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举措提出了两点主张，即从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来着手。 　　【关键词】风险社会；学说争论；刑法应对；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普遍提高的同时，同样面临着由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既包含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亦包含所未解决的问题的集合体，人们无时无刻都面临着未知的风险，对这种风险的防范对于在刑法上的规定及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确定的时代社会里，作为法律保障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该如何应对这一时代社会的变迁？或者说刑法是否该作出必要的反应？这一问题其实在刑法学界早已存在，一大批学者包括刑法学界张明楷和陈兴良等都对此作出过理论上的回应。 　　概括来说，这些学者的意见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以学者劳东燕为代表，其在《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一文中，指出学者们应该关注风险社会对于刑法理论发展的重大意义，像一些典型的犯罪如严格责任犯罪、法人犯罪、持有型犯罪等成为了很多国家社会中的常态，应该给予更多地研究，我们国家刑法应该要对风险社会作出其应有的反应；另一种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其在《“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一文中对于当期学者过分关注风险社会这一现象作出了反思性思考，指出“风险社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不应将“风险社会”当作刑法必须做出反应的社会真实背景，刑法不应当盲目增加抽象危险犯，更不能设立过失危险犯，在刑事责任之根据问题上，既不能采取严格责任，也不能主张责任的客观化，而应当恪守责任主义。 　　本人意在通过对学界风险社会的概念界定，阐述风险社会在刑法中应对的必要性，从而对于学者们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所主张的风险刑法理论作了一些简介和评价，并对于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举措提出了两点主张，以期能予研究该方面的读者以参阅并有所裨益。 　　一、本土化视野中风险社会的界定 　　“风险社会”一词，从词法结构来讲，由“风险”和“社会”两个词语组成，而“风险”一词是意义词，决定了“风险社会”的准确含义。“风险”一词其实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行为人实现行为目的的概率问题，被用于评估行为人行为的可行性和价值。这一含义表明风险社会里存在着许多影响人们决策的因素，这一系列的影响因子构成了社会的风险。其实，对于所谓的“风险”，社会学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但应该说的是，只有在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论题以后，“风险”才从一种局部领域的现象，上升为一个用来刻画整个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核心术语，在社会学中获得了同“后现代”“全球化”“共同体”“平等”之类概念一样的关键观念地位。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核心概念是指，“西方工业国家在经济、社会、技术和医疗结构高速改进过程中，社会肌体对混乱的抵抗力完全丧失的一种社会状况，并告诫我们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正如贝克所言，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 　　通过阅读相关前人的研究论文，笔者发现对于“风险社会”一词，有的学者的认识确实存在一些误区。像国内研究最早的学者劳东燕的《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及之后的孙道萃学者的《风险社会视域下的风险刑法理论辨析》等，大都指出风险社会刑法问题研究中的“风险社会”理论为当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所创立。但我们要问的是他们所谓的“风险社会”真的就是贝克教授所言的吗？真的都是以贝克教授的“风险社会”理论为平台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刑法如何应对社会中的“风险”。 　　笔者比较赞同学者夏勇对于“风险社会”研究的分析进路。他在《“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辨析――刑法学研究中“风险”误区之澄清》一文中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与“社会危害性”意义上的“风险”进行了区分，其指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风险”，它仅仅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实害发生可能性”的一部分或者阶段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