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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代表人民陪审 　　选任条件“一升一降” 　　保障公民的陪审权利，最大限度地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司法活动，是陪审制度的核心价值。而实现这一价值的首要前提是，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陪审员的选任条件？ 　　2004年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基于对人民陪审员知识素质和能力水平的担忧，对陪审员选任条件设置了“一般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门槛。按照这一标准，当时仅有47.4%的人民陪审员达标，半数以上的陪审员可能面临淘汰。 　　这一选任门槛的直接后果是，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倾向日趋严重，进而与陪审制度的“大众化”追求渐行渐远。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2亿，仅占总人口的8.93%，意味着绝大多数公民都被挡在人民陪审员的候选大门之外。尤其是，学历达标的公民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区，在广大农村地区，符合条件的普通公民为数寥寥，特别是在边远山区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陪审员多为公职人员所垄断，农民陪审员几乎为零。 　　而在司法实务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一般性要求，往往被视为选任陪审员的硬指标，进一步削弱了人民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据2010年的统计，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民陪审员都占85%以上，有的甚至接近100%，比如安徽达到94%，广东达到95.9%，海南更是达到97%。 　　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可以证明，公民的学历、文化程度与其辨识、判断能力存在正向的逻辑关系。从世界范围看，绝大多数国家选任陪审员并无学历等方面的过多限制，只要达到一定年龄、智力正常且无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形的公民，都具备参与陪审的资格。比如在美国。陪审团就被视为“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应当容纳不同性别、职业、种族、阶层、收入和文化程度的成年公民。 　　不可否认，在陪审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民主化”与“专业化”、“平民化”与“知识化”的冲突。强调陪审员知识素质固然代表了一种善良的意愿，但如果选任陪审员的学历门槛过高，势必将大批公民排除在陪审行列外，直接阻碍司法民主的实现。从某种程度而言，一些陪审员文化程度的欠缺、法律素养的不足，恰恰是一种“无知的美德”，因为他们能够抛开“知识的束缚”，真正从社会道德、常识、情感等角度思考问题，进而与职业法官形成思维互补。 　　正因此，此次试点改革对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学历门槛作出了重大调整，其一般性要求由“大专以上学历”降为“高中以上学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指出：这一调整的目的是，“更加强调应突出陪审员道德品行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让广大农村地区有更多的人有机会能担任人民陪审员”。同时现实的考量是，“大量矛盾纠纷发生在基层。需要基层陪审员的广泛参与，放宽选任陪审员的学历条件，是希望补充基层陪审员力量”。 　　与此同时，试点改革方案还特别规定，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选任陪审员的学历要求限制。这一改革举措显然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我国农村地区向来具有自我调解社会矛盾的传统。一些长辈虽然因历史原因而文化程度甚低，但因其具有阅历丰富、德高望众、热心公益、善于调解等优良品行，自然受到当地社会的推崇，时常出面仲裁、调处民间矛盾，是极为合适的人民陪审员人选。彻底拆除学历门槛。使这些贤德之士有机会进入陪审行列，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缓解农村基层陪审员不足的困境，也将充分发挥贤德之士讲情说理的独特优势。 　　在降低学历门槛的同时，此次试点改革就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所作的另一个重大调整是，将年龄门槛由23周岁提高至28周岁。由此，“一升一降”构成了此次改革的双重特色。 　　既往的司法实践证明。由于选任陪审员的年龄门槛过低，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一时找不到理想工作，将申请担任陪审员视为一种过渡性就业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员队伍的稳定。尤其是，过于年轻的陪审员因社会阅历、生活经验所限，对许多案件并不足以作出清晰准确的判断。这在离婚诉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二十三四岁的未婚陪审员，大多尚未亲身体尝婚姻的酸甜苦辣，很难想象其能够明辨此类案件的是非。 　　将选任陪审员的年龄门槛抬高至28周岁，正是考虑到大多数公民在这一年龄已经成家立业，对社会、家庭、婚姻等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正如李少平所言：“提高年龄要求，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陪审员熟悉社情民意和对生活经验事实判断的优势。”如此，才能更好地将大众经验添补到司法判断中，真正激活以常识、情理、道德、良心为依归的陪审价值。 　　从“组织推荐”转向“随机抽选” 　　与陪审员的资格门槛相比，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陪审员的选任程序，即通过何种方式、渠道、程序遴选产生陪审员。 　　按照2004年《决定》的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来源由组织推荐或本人提出申请。但在现实中，由于民众对陪审制度的认知和主动参审的意愿严重不足。自愿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