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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如棘负背 方能不忘正义初心.doc
责任如棘负背 方能不忘正义初心
2015年9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为“两高意见”)相继出台。
两高意见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重大改革举措,也是今后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祛除“判者不审,审者不判”之流弊
能不能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建立审判责任制的基础和前提。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贺小荣认为,传统的审判模式因强调内部层层审批,违反直接言辞原则和亲历性原则,进而导致审判权责不清,遭到社会各界近乎一致的批评。
而这次司法责任制改革充分吸收了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的成熟经验,重点实现“四个转变”:一是实现院庭长由过去审批案件向现在办理案件的转变,更加符合直接言辞原则和亲历性原则;二是实现院庭长从办公室回到审判席的转变,充分发挥院庭长作为资深法官富有审判经验的优势;三是实现各种审判组织、各类审判人员从过去权责不清到现在职责明确的转变,充分提升办案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四是实现从过去片面强调审判责任到现在责任与保障并重的转变,真正实现权责利的统一。
如何实现这一点,涉及到司法人员的职责定位和权限划分。贺小荣解释说,《意见》明确了独任法官、合议庭成员、法官助理、书记员、院庭长应当履行的职责。
包括以下三方面重点内容:一是细化了合议庭成员的审判职责,强调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质量共同负责的原则。二是规范院庭长的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职责,明确院庭长的宏观审判管理监督职责以及对特定四类案件的事中监督权,明确院庭长的审判管理和监督活动必须严格控制在职责和权限范围内进行,并要求全程留痕。院庭长等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者不当行使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导致裁判错误,依照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监督管理责任。三是明确法官助理协助法官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性工作等。
最高院行政审判庭法官、法学博士梁凤云认为,应该建立司法行政领导法官化的分流机制,才能做好办理案件的“老本行”。
过去一段时间,院庭长事实上成为承办案件法官的行政上级,一定程度上存在“判者不审” “审者不判”的现象,导致了裁决者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疏离。《意见》将院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对象一般限定于程序性事项范围之内,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案件“审理者”和“决定者”两相分离的状态司法亲历性要求贯彻直接言辞原则,没有经历诉讼过程而签发法律文书,不仅使诉讼程序失去意义,也使得无人对裁判的质量负责。进入员额的院庭长应当组建审判团队直接办理案件,充分发挥其作为资深法官富有审判经验的优势,逐步减少或者剥离司法行政管理工作,逐步减少最终废止案件审批制度,实现“法官上级”和“法官管理者”向“法官”和“裁判者”的转变。
不走“下审上定,定者不审”之老路
基层法院在遇到稍微棘手的案件时,往往会请示上级法院,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按照上级法院的意思进行了判决,就是使案件的二审失去了意义,无形中等于从实体上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
过去的内部请示制度,实际上是下级法院要求没有参与诉讼活动的上级法院给予司法判断结果,是“下审上定”“定者不审”和司法行政化的一种表现。
梁凤云认为,应当建立内部请示的规范机制,完善法律适用的“度量衡”。规范内部请示,就是要让司法责任回归审理法院。除了法律适用问题外,下级法院不得就个案处理请示上级法院。对于案件确实重大复杂的,依照法律有关管辖的规定,下级法院可以要求移送上级法院审理,必要时上级法院可以提审。对于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方式予以规范。要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逐步减少乃至最终取消案件请示制度。
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下审上定”中的“上”不仅仅指上级法院,还有来自法院外行政领导对案件的干扰。
司法的外部环境是确保法官独立公正行使裁判权的重要条件,司法的外部环境好了才能为法官创造一个良好的履职生态。《意见》第39条规定,法官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任何组织和个人违法干预司法活动、过问和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应当依照规定予以记录、通报和追究责任。
梁凤云认为建立内外部过问独立记录的安全机制,架设法官责任的“安全线”十分必要。外部干预和内部过问对法官客观判断案件事实、公正适用法律,产生了严重干扰,切断了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之间的有机联系。
因此,中央决定对于预过问司法的行为实行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就是要让干预者投鼠忌器、如履薄冰,净化司法外部和内部环境。
依照《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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