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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中国的电影与现实 　　本期客座总编辑： 　　贾樟柯：中国“第六代电影”的领军人物。1998年，其处女作《小武》获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2004年，获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并担任都灵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2006年，故事片《三峡好人》获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开始被国际公认为当代电影大师。2010年8月5日，获得第63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检察风云》：“第六代”导演的趣味和“第五代”大相径庭，陈凯歌的《黄土地》也曾经让你激动不已，并且让你产生了拍摄电影，成为一名电影导演的梦想。你为什么会对那部影片产生如此强烈的冲动？而又为什么对《霸王别姬》评价甚低？是你对历史寓言从来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贾樟柯：我说这话完全不是站在观众的角度说的，它是很主观、很个人的评判，我只是觉得《黄土地》当时那种实验性和电影语言的创新性，《霸王别姬》没有提供给我，所以我个人认为，《霸王别姬》是一部拍得很好但同时电影语言又很保守的电影。 　　《检察风云》：作为“第六代”的领军人物，您拍“故乡三部曲”以及之后的《三峡好人》这样与第五代趣味迥异的电影，有没有一种信念，要记录下中国的现实？ 　　贾樟柯：当时不是信念，而是一种充沛的兴趣。因为中国的现实太吸引人了，拿起摄影机就想拍。没有太多算计说拍这种东西我应不应该有责任感，我并不是很理性地考虑这些问题的。你生活在生活里，你有机会拍，自然会马上想把它拍出来。实际上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戏之后，我的研究兴趣有两部分：一是前苏联蒙太奇的电影，我做了很多笔记，因为我很喜欢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的思路；另一部分是武侠片和动作片，我特别喜欢这一电影类型。但是真的去拍就不会一下子拍武侠电影，还是拍了《小山回家》和《小武》这样相对表现现实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拍电影或者说创作，最主要还是要能够抒发个人情感，积压在我情感中的，最主要的还是现实产生的刺激和感想，所以这十几年我一直没想改变，一些想拍的类型片一直就放在一边，关注中国现实的电影一拍就是18年！ 　　一转眼18年过去了，一直有话想说。这18年来，我的电影制作模式是即兴模式，可以说，除了《站台》以外，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即兴的，就是说突然有灵感，突然有话想说，就马上写剧本，马上带人去拍。包括《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都是这样。我觉得一直在和现实互动，现实里的个人情感，包括后来现实里的公共事件，都让我有冲动去拍摄电影。在拍摄《三峡好人》之前，我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度没有那么大，毕竟工程本身所涉及的环保问题、生态问题，对我们这种科学知识经验很缺乏的人来说，理解没有那么深，觉得那地方那么遥远，但因为我要拍刘小东的纪录片，所以去了。到了三峡，我马上被它吸引、打动，马上就想拍，那就和三峡工程和移民问题这样的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有了互动。 　　《二十四城记》则是一个地产项目。一个秘密军工厂马上就要被拆掉了，2万职工马上要下岗，然后那块地变魔术一样从原来你根本进不去的体制内堡垒，一下变成这个时代最商业的地产楼！这个变迁我觉得是当代中国速变的模型和象征！它带给工人、市民群体那么大的影响，使我看到新闻后马上决定筹备拍摄，在几个月之内就拍了。我这十几年一直是这种状态。 　　《检察风云》：《小武》也是即兴的？怎么叫王宏伟来演小武的？ 　　贾樟柯：对，《小武》也是即兴的。那时我写了好几个月的剧本，是一个爱情短片，讲一对男女第一次过夜做爱的故事。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感情、自由和爱情前史的问题。你看一对情侣，本来很快乐，可以做爱，结果最后却变成了男人对女人的诘问，他一直追问这个女人有没有前史，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没准哪天我还会拍这个片子。 　　我有一次过年回老家，又一下子被县城的变动所震撼，最主要的变动是拆迁。我老家的县城是明代建的，据县志记载，夏朝就有了，城市的整体建筑则是明代建的。现在全部要拆掉！这事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土生土长于此的人来说真是震动很大，我马上想把这事搬上银幕，这里有对变迁的感触，当然也有对空间消失的留恋，所以我一直是互动型的创作，也可以说这是我用电影介入现实的创作。 　　叫王宏伟演，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小山回家》，我觉得他的形体语言很适合演小武这个角色。你看他走路晃晃荡荡，用这种形体语言可以塑造一个银幕新形象，也可以颠覆以前的银幕形象，因为我们是一个班级学电影理论的，我觉得他更认同、更理解我的创作。《小武》这个电影究竟想讲什么，对王宏伟来说，我不用多讲，他看剧本就能明白，可以省掉很多沟通上不必要的成本和时间。 　　《检察风云》：很多人喜爱《小武》甚于《站台》，我却相反，可能是其中的一些老歌打动我，它们特别能代表那个时代，让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些老歌是不是也是您仔细挑选出来的？ 　　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