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pptVIP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巴金的这篇作品文字质朴，以情取胜，是当代散文史上的悼亡名篇，堪与朱自清的《悼亡妻》相媲美。但这又不是一篇纯粹的悼亡之作，全篇在情思婉转之中有沉痛的叩问，直指文革的荒谬与黑暗。《怀念萧珊》与《随想录》的其他怀人系列相比，虽然在自我批判上不是特别突出，但仍然可见作者的自省意识。他痛苦地看到自己为妻子和家人所带来的厄运，情感真挚沉痛，摈弃虚饰，以质朴的记录风格见长。这种无技巧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巴金“讲真话”理念的凸显。 巴金曾经提过，《随想录》是一部讲真话的书，“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1]《怀念萧珊》不仅是巴金对文革时代沉痛家事的回顾和知识分子心灵轨迹的自我摄照，而且独具返朴归真的文体价值，是当代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1] 巴金：《随想录·说真话集·说真话之四》，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王小波（1952-1997） 1952年生于北京，先后到云南、山东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起，辞去公职，做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因急性心脏病发作去世。 王小波生前，先后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著作8本，其代表作小说集《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 、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于1997年出版。 王小波是唯一一位两次荣获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第13届和第16届）的大陆作家，他与人合作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王小波的随笔以其所坚持的理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和活泼生动的文风，而在90年代颇受关注。他的短文更近于“杂文”，“问题意识”很强，往往针对具体的文化思想问题进行写作，并在戏噱笑骂之中表现自己的态度。他的思路十分独特，往往通过一个故事或个人的有趣经历，进入到对于问题的讨论，并随时机敏而生动地插入对相关问题的评点与论述。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这篇杂文以作者文革时期下乡插队时的一个故事为叙述主体，故事的主角“猪”是中国散文中非常罕见的表现对象，这个对象的选择其实也说明了作品本身具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因素。 在一般的印象中，猪应该是属于最温顺的动物之一，然而即使是这种最没有反抗性的动物，在外在环境无比恶劣的时候，依然会有一只特立独行的异类，以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追求自由的精神永远不会泯灭。 这潇洒、特立独行的“一个”，“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像山羊一样敏捷，总是到处游逛，喜欢模仿各种声音，它也因此被扣上破坏生产的罪名而遭到围剿，最终它义无反顾地逃出了这种被设置的生活，成了一只野猪。 王小波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文革为背景。文革在王小波的笔下，往往是一种“极端的精神世界”的象征。在这个世界里，由于政治上的钳制，人的精神处于极度压抑的状态，形成了普遍性的孤独、封闭、愚昧，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极端世界中，对环境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反而造就了更加动人的力量。 “自由” * 巴金（1904-2005）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四川成都人。 巴金是他1928年写完《灭亡》时开始使用的名字。 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和“均社”的活动，宣传反封建。 1923年离家出走赴上海，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 1927年至1929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写下《灭亡》，1929年在国内发表并引起轰动，使他正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