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廉与女儿于丹的那些事儿.docVIP

于廉与女儿于丹的那些事儿 　　“学术超女”于丹的父亲于廉（1925～2001年），北京人，1941年在上海华纳印刷厂当工人。1948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建国后，历任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教研室主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长，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主任，曾长期担任万里（万明礼）同志的秘书。1982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1987年任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 　　于廉离开万里秘书这个岗位时，是有若干个更实惠的“官职”可以选择的，但他偏偏选择了这个在当时被视为“既清水又非衙门”的中华书局。理由非它，正是他对国学和女儿的热爱。 　　于丹1965年6月28日在北京出生，是于廉的独生女。于丹一出生就赶上“文革”，社会教育体系紊乱，父母双双被下放到农村，她和外婆住在一个破旧的老北京四合院里。外婆是满族人，大家闺秀，1920年就上了张之洞办的女子师范。严格的外婆用卡片教于丹识字、背诗词，在3岁时，于丹就能识字读书了。 　　那时，每每回家的父亲给于丹的印象就是严厉。黑框眼镜，花白的寸头，沉默，很少笑，手里似乎永远捧着一本书――于丹的脑海里，定格着这样的父亲形象。 　　一个孩子出生后首先面对的是家庭给她的一种氛围。对世界、对人性的最基本判断来自于家人。于丹小时候，父亲喜欢和几个挚友在家里简陋的阳台围着小茶几，坐在藤椅上喝茶。有时会展开一把白扇，几个人吟着诗，有人提笔写扇面，有人研墨，有人制印，有人绘画，一番创作，就将一把非同寻常的扇子做成了。小于丹那时候就知道，印章上的文字有朱文和白文之分。朱文即印面上的文字是凸起的；白文即指印面上的文字是凹入的。她还知道有一个西泠印社，因为大人们一边制印，一边总要拿着西泠印谱给她讲解。当墨磨得很浓的时候，父亲会把女儿叫过来说：“看，这叫焦墨。”然后，用笔蘸一下在纸上“啪”地一带，竹节就画出来了。 　　于廉认为，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能有学识修养，具有古典文学根底非常重要，“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于是，当于丹才3岁，他便让女儿练字，而且要她学习欧阳询的字。因为只有从间架结构练起，才有可能把字练得标准。于丹4岁时，就被父亲要求读《论语》《庄子》，以及很多国学经典，而且要她熟读、理解、背诵。这样的历练，让她不断领悟经典国学中深厚的底蕴。于廉认为，《论语》《庄子》可以反映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态度。 　　于廉还在生活中让女儿学国学。他让女儿接触社会和亲近仁德君子，以此来熏陶其心灵。他经常带她去和一些国学大师谈话，让她从小感受其学识修养。很多时候，父亲带于丹和一群国学大师在一起，问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数一数，这里有几个是你的老师？”于丹经常数出2.7个，3.4个等带小数点的老师来。大人就问她为何数出带小数点的老师来。于丹回答，因为有的叔叔会大声说话，有的叔叔会随地吐痰。大人们笑了，会说到“君子慎独”，就是在人多的场合和一个人的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因为没有被人看到或者以为别人看不到就减低自己做人的标准。 　　于丹8岁的时候就读《红楼梦》《金光大道》《艳阳天》《西沙儿女》，还囫囵吞枣地看《西游记》《红楼梦》《俊友》《人间喜剧》《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等大部头中外文学名著。邻居觉得她这么小就整天抱着大部头的书读，感到很惊讶。父亲哈哈一笑，开明地说，只要女儿喜欢读就让她读，慢慢就懂了。 　　除了读书，父亲也带于丹去读世界。还在小于丹3岁那年，春暖花开时，父亲带着女儿到北海公园，指着枝头的杏花问女儿：“为什么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你看这花‘闹’吗？”女儿说：“不闹啊。”爸爸把女儿扛起来，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围着杏树转着圈地跑，边跑还边问女儿：“你看花‘闹’了吗？‘闹’了吗？”小于丹兴奋地连说着：“‘闹’了、‘闹’了！”父亲放下女儿进一步问：“你说，为什么这句诗不写‘春意开’、‘春意放’，而写‘春意闹’？因为人动起来它才是‘闹’的。”这些场景让女儿记忆深刻。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小于丹放学回家问父亲：“老师在课文里有一个形容词说‘麦浪’，是什么意思？”于廉带着女儿坐上长途汽车，经几番不停地倒车后在郊区找一片麦田，去看夏秋季节一望无际的麦子随风起伏，一片苦心，就为让女儿能搞懂“麦浪”这个词。 　　于廉以协商的方式引导女儿。受父亲影响，于丹对唐诗宋词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在报考研究生时，她希望选择研究唐诗宋词。面对女儿这一想法，父亲不认可，对女儿说，你学了唐宋，那么元明清学下来顺流而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魏晋以上你倒推是推不上去的。建议你报“先秦”。女儿经认真思考，心悦诚服地听从父亲的建议，报考了“先秦两汉”的文学硕士。学习期间，于丹发现家里客厅的书架上总有一些变化，取书比较方便的那一格书架上，经常摆放着她最想看的新书。她还发现，这些书跟自己的课程进度基本吻合。如某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