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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养 　　作者简介：金美，男，（1990.6-），西藏山南，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在其纷繁广阔的史学思想中闪烁着史学认识论的光芒。史家对“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执着追求和与之相对应的史家自身素养的规范，都显示出中国传统史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史学认识论思想。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史学认识论思想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它是在以主体性思维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儒家内在道德性的内涵。 　　关键词：书法不隐；直书；史家三长；史德 　　“书法不隐”的首创者，可由孔子说起。《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大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从此，“书法不隐”成为传统史学中的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其实，所谓的“书法不隐”贯彻的是以“礼”为原则的“书法”，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法”。因为赵盾“弑君”的做法违背了孔子所定的“臣为君纲”的礼法，而董狐的“书法不隐”是依据“礼”对赵盾作出的善恶功过的评价，所以孔子称赞它、颂扬它，使它成为“良史”的准则。孟子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世间的伦理道德沦丧，他要作《春秋》以正世风。《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论教导太子，有一条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在这里，申叔时就把《春秋》看作是惩恶扬善、能劝诫人的心灵的工具。 　　自此以后，伴随着封建统治的建立，“书法不隐”发展成为“实录”。“实录”是班氏父子在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时提出来的，“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见，“实录”的标准只不过是“文直”、“事核”、不虚浮华丽、不隐瞒恶劣败坏之事。 　　传统史家虽然把“据事直书”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这就带有了对客体进行规范的意味。但是“其终极目的在于宣扬以儒家封建礼法为主要内容的‘名教’，这被看作是任何一位史家都应恪守不渝的原则。当‘直笔’记事与‘名教’规范协调一致，没有冲突的时候，史家都会遵守直笔而书的原则。倘若两者分背，尤其是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大多数史家就会趋于‘名教’而放弃‘直书’原则。” 　　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都沿袭着秉笔直书的传统，古代史家更是把“良史”和“实录”作为撰写历史所追求的目标。但是要达到这种境界，却是和史家所具备的史学素养分不开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从史家对“秉笔直书”的执着追求到对史家自身的素养提出一系列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内在道德性”的思维方式对史家产生的影响，它使史家由追求外在的“秉笔直书”的精神，升华为史家自身内省的境界。 　　胡应麟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焉。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他以董狐、南史等人为代表，突出强调公心、直笔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具备“三长”而没有“二善”，并不足以称其为史家。他还说：“直则公，公则直。胡以别也，而或有不尽符焉。张汤、杜周之酷，附见他传，公矣。而笔不能无曲也，裴松（之）、沈璞之文，相讦一时，直矣，而心不能无私也。”在这里，胡应麟认为，“公心”和“直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二者并不能完全相符合，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区别。很明显，他认为：史家要善恶必书，并且要有“公心”、“明识”。在这里，蒲起龙就进一步明确了史家要做到善恶必书、褒贬公允，就要从自己的内心做起，加强自身的内在素养。他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到章学诚的以“心术”求“史德”思想的产生。 　　章学诚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把史家“三长”说发展为“史德”说。在他的《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虽刘氏知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在这里，章学诚指出史家在具备才、学、识“三长”的同时，还要不断的加强封建伦理道德的修养才能“尽其理”。章学诚把“史德”解释为“著书者之心术”，而“心术”又是通过“文辞”表现出来的 　　综上所述，从刘勰的“素心”说，到刘知己的“史识”说，再到胡应麟、蒲起龙的“公心”说，一直到章学成的以“心术”求“史德”，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它们的实质都是一样的，其内涵都是指史家记事要有公正无私的品德和秉笔直书的气节，强调了史家刚直不阿的心态，以为只要这样就已经是“善善恶恶”，就能保证历史的真实可靠。但是，他们的心德论都打上了深深的封建“名教”的烙印，都是以儒家礼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从封建道德着眼对历史作出合乎其义的评价。 　　由此表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始终贯穿着对史学的认识问题，而史学认识论更是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