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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 　　近年来，FDI 技术溢出效应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因为中国是外资引进大国，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有两项功能: 一是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表现为“经济功能”; 二是通过转移技术，带动中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表现为“技术功能”。在促进中国技术进步方面，除了直接转移技术外，更为重要的是外资对国内企业发生技术溢出效应。从对这方面的研究看，部分学者将讨论的重点放在FDI 技术溢出渠道[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产业间技术溢出的差异性等。但是，在讨论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时，许多学者是选择整个行业或区域为研究对象，再将其影响因素加以分解，以论证每个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区域差异性比较明显[5]，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因素对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影响FDI 技术溢出的因素在不同地区之间应加以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全面反映每个地区影响FDI 技术溢出的重点因素有哪些? 以及不同地区对这些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以此为依据，在引资决策方面为政府提出相应建议。 　　当前，国内外研究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十分丰富。从学者们的研究范畴来看，讨论FDI 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观点居多。总体来看，影响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 即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本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以及行业特征。技术差距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内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越大，越有利于FDI 发生技术溢出效应，将该观点称为“促进论”，主要代表有Findlay( 1978)、Wangamp; Blomstrǒm ( 1992)、Driffield ( 2001)、严兵( 2006)等。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内外资企业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将阻碍FDI 技术溢出，将其称为“抑制论”，主要代表有Kokko ( 1994，1996) 、Girmaamp;Wakelin ( 2001 )、陈涛涛( 2003 )、黄静( 2006)等。介于“促进论”与“抑制论”之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差距越大和越小均不利于FDI 发生技术溢出效应，只有当这种差距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才有利于技术溢出，如Perez( 1997)、Flores Jr( 2000)等，将其称为“模糊论”。 　　对于技术吸收能力来讲，部分学者将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解释为企业应用一项新技术的能力( Arrow，1962 )，并认为那些吸收能力较低且对新技术吸收不够重视，在新技术方面投入较少的国家其产出也相对较小。Fagerberg( 1988)采用固定资产的形成规模与GDP 的比例系数来反映，他认为，如果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强，这家企业就有能力将更多的固定资产投向该项目，从而获取更多FDI 溢出的技术。从国内来看，杜健、顾华( 2007)研究认为，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主要同国内的技术投入与创新活动有密切的联系，东道国要想不断提高技术吸收能力，重点是要搞好技术投入与创新活动。 　　在行业特征方面，Akbaramp;Bride ( 2004)通过对匈牙利的银行业研究后发现，对于转轨经济国家来说，以市场为导向的FDI 有利于该国的长期发展，而以资源为导向的FDI 不利于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福利的增长。Holger Gorgamp; Alexander Hijzen ( 2004)认为，出口导向型企业更容易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而本地市场导向型企业则不但不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反而还会将本地企业挤出市场，或使其劳动生产率降低。Young( 1998)和Howitt( 1999)的研究发现，技术外溢效应受该行业中最为先进的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存量的影响。国内研究FDI 技术溢出效应行业特征的主要代表有陈涛涛( 2005)、蒋殿春和张宇( 2006)等，他们将资本密集度“行业集中度”、“行业开放程度”、“对外资企业进入形式的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中外方所持比例”等视为影响FDI 技术溢出的行业特征因素。上述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全面理解影响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具有重要作用，但他们主要从单个因素出发来讨论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对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其实，影响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很多，而且个别检验和综合衡量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因为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对于中国来讲，影响FDI 技术溢出的因素，其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分析不同地区之间众多因素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章另辟蹊径，将全国30 个地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 因西藏外资量十分有限，文章中未纳入研究范围) ，并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这些因素对FDI 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 对中国不同区域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