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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为何“新公共管理”的借鉴必须适当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推进行政管理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行政管理改革的推进中，新公共管理理论只能作为借鉴，指导理论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理论。为此，必须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一、新公共管理是一柄“双刃剑” 　　不久前，笔者浏览了日内瓦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保罗middot;优利欧( Paolo Urio) 的新著《中国、西方和新公共管理之谜mdash;mdash;mdash;新自由主义和它带来的烦恼》，①并尝试性地翻译了其中的一章: 《怎样衡量新公共管理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mdash;mdash;mdash; 一些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探讨》，②令笔者感到有些意外甚至有些震惊的是，优利欧教授经过长期跟踪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 推行新公共管理最全面、最彻底的国家③mdash;mdash;mdash;美国，不但因此助推了金融危机，而且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4 个方面:( 1) 就业方面。“从1990 年到2011 年，作为强新公共管理国家的标杆，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在增加hellip;hellip;而弱新公共管理国家的失业率，却没有太大变化，有的甚至还有下降。”( 2) 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方面。“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到90 年代中期，作为强新公共管理国家的美国和英国收入不均衡的增长率在7% ～ 15% hellip;hellip;2005 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0. 408，英国的为0. 360，新西兰为0. 362。而弱新公共管理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比较低，芬兰、德国、丹麦等都在0. 29 以下。”( 3) 贫困率方面。“在西方国家贫困率的排名中，1990 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名列前茅，2000 年，刚开始推行新公共管理不久的爱尔兰和意大利急升至第二、三位。2006 年的数据显示，初次分配后的贫困率，经过政府二次分配干预后，作为强新公共管理国家的美国降低了26%，加拿大降低了44%，而作为弱新公共管理国家的瑞典、比利时则下降了75%以上。”( 4) 犯罪率方面。“从1977 年到1991年，美国和新西兰的案件增长了1. 5 倍，而瑞士只增长了10%。”[1] 　　之所以优利欧教授的研究结果让笔者感到出乎意料，是因为在以前了解到的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介绍中，赞誉性的居多。例如学术性、权威性都比较强的“MBA 智库百科”，对“新公共管理”的概括和定义是这样的: “尽管表述不同，但各种定义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即新公共管理是一种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2]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新公共管理主张提升政府绩效，倡导政府应以服务行政为改革方向，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要求“按照新公共管理的理论要求”进行中国政府的改革[3]。然而，优利欧教授的研究结果却证明，新公共管理并不必然能够“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 　　那么，新公共管理是否就一无是处呢? 非也。没有推行新公共管理的西方国家，如南欧诸国的情况更加糟糕。优利欧教授指出: “作为非新公共管理国家，南欧的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也有显著上升，幅度甚至比强新公共管理国家的还要大。”而葡萄牙、希腊、西班牙这几个“笨猪国家”④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情况，与美国等强新公共管理国家相比，更是差远了。 　　我们也必须承认，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⑤mdash;mdash;mdash;其核心是信息科技革命和新能源革命，尤其是其产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公共管理“革命”催生的。也就是说，全面而彻底的新公共管理，尽管对社会公平与社会福利起到相当程度的负面作用，但就促进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效率而言，确实有“提升政府绩效”的巨大作用。难怪，优利欧教授在其书总结性地感叹道: “在文化、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不同的情况下，相似的新公共管理政策造成的结果却是相似的，尽管不完全相同; 想要同时使经济效率最大化和做到社会公平是不可能的，这和西方社会的现实是相吻合的。”[1] 这就是说，新公共管理是一柄“双刃剑”mdash;mdash;mdash;既可能使经济效率最大化，同时又可能损害社会公平。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来龙去脉 　　为了便于论证清楚“新公共管理是一柄lsquo;双刃剑rsquo;”的观点，有必要将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来龙去脉作一概述[4 - 5]。 　　从20 世纪到21 世纪，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两次深刻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