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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论及战略 　　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将中国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点mdash;mdash;中等收入水平。目前处于由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时期，即新的发展阶段，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点，必须正视问题与挑战，着力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和体制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内生动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实现经济发展的“两个中高”目标(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迈向中高端)，必须着力实施六大发展战略。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论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优化升级及发展方式转变，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已发生了深刻的阶段性变化。归纳起来，这一阶段性变化包括以下内容，即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济的成长性将由高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变化不仅要快而且要发生重大质变;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改变;政府治理经济社会的方式和体制将出现重大变革。具体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的阶段性变化，即经济起飞的二阶段论。人均收入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尺度。世界银行按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将各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等五个水平，也是一国从落后转向发达所必须经过的五个阶段。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上了两个大台阶，未来正向第三次台阶迈进。 　　第一个台阶，就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转为中低收入国家，这发生在2001年。第二个台阶就是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这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mdash;mdash;2009年，当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这两个台阶的连续性较强，增长的特征和结构都较为相似，因此，我们可以按罗斯托的起飞经济学理论，把这两个阶段的发展称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次起飞。而中等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乃至最终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则可以认为是第二次起飞。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规模扩张的速度放慢，经济结构变化的速度加快，经济增长的好坏在质不在量，结构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成为其成长的最主要标准。这就是一国一地经济是否正在实现第二次起飞，不是看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快，而是看结构变化的快慢，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快慢，即笔者称之为“增长速度放慢、结构升级加快”的新增长。 　　二是增长速度的阶段性变化，即经济增速的二阶段论。速度大小的变化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密切相关的，速度仅是衡量经济成长性的一个指标。如果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仍用速度作为衡量经济绩效大小或好坏的主要尺度，那么我们注定会对未来越来越抱悲观的看法。速度的二阶段论指，“高速增长”结束，代替它的是“中高速增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速度还将长期性呈阶梯形的下降变化。增长放慢，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增强，这就是新发展特征。速度的二阶段论，源于人均收入水平或阶段的变化。根据国际经验，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所有的国家经济增速都会递减30%～40%，就我国而言，将由前期年均10%的增长递减到今后较长时间6%～7%的增长。 　　二、实施六大发展战略，实现“两个中高”目标 　　经济进入新阶段、新常态后，最大的风险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多数国家之所以先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是没有有效解决好三重难题，即需求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失败和收入差距过大。这里的需求不足讲的是最终需求不足。最终需求严重不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失速，经济发展陷入长期低迷状态，失业率大幅上升，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问题(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长期并存)，也可能是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并存。产业升级失败意味着在国际竞争上处于严重的“前堵后追”危机而难以自拔，企业投资严重不足，技术进步缓慢或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而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意味着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而且意味着社会不公平的持续化，这一方面会抑制中产阶层壮大，影响最终需求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矛盾严重恶化，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危机。不仅如此，阻碍我国经济向期望的新常态转变还有两大危机，即生态环境危机，二是严重的城市病暴发。迈向新常态，实现我们希望的新常态发展目标，必须着力解决以上问题。关键是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发展的首位，通过实施六大发展战略，实现我国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变，在不断优化结构中释放需求潜力，增强发展的持久动力，为较长时间实现“中高速”增长提供支撑。 　　其一，为避免最终需求严重不足，释放巨大的需求潜力，需要实施两大战略，即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扩大消费战略。我国最终需求潜力很大，但现实的障碍很多。不改变过度刺激投资的体制和政策，不改变抑制消费的政策，最终需求不足将可能使我国经济全面失速。要在释放最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