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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的缘情文学思想探究 　　编纂于清代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文中简称《总目》)，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部也是最为庞大的一部官修提要目录，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作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其编纂者四库馆员们不仅是清代中叶著名的学术大师，而且也是当时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方面有着很高的水平和成就。作为那一时期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一方面编纂者在撰写集部分纂稿中必然体现其个人的文学思想，另一方面《总目》作为一个集体创作成果，代表了乾嘉时期文学审美旨趣和价值取向，表达和反映了时代的文学思想。《总目》承担着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尊情与尊礼、重情与重理的理路做出价值评说的重任，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注重“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并将此思想作为其文论的基本思想，在文学批评中自始至终加以贯彻。对于《总目》这一文学思想的研究，学术界有一些前期成果，奠定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从《总目》关于文学情义起源说、诗歌美学理想、文学鉴赏论、作者理论四个方面作了论述，对《总目》文学观进行了严密翔实的评析，但其只是正统诗文的文学论，非关正统的词曲以及小说观被忽略不计。除了在总体上评价《总目》的诗文理论，更多的研究则是从某一诗文专题探讨《总目》的文学思想。甄小泉的《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探讨了纪昀在《总目》所体现的文学观中扮演的角色;张宏生的《纪昀在〈诗经〉研究史上的贡献---〈四库提要〉札记》从《总目》中提取材料，揭示了纪昀在《诗经》研究史上的贡献等。这些成果进一步拓展了《总目》研究的新思路，对研究《总目》缘情文学思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挖掘《总目》的分纂稿，通过《总目》的集部提要和分纂稿等不同文本文献比较来研究《总目》缘情文学思想，截至目前还鲜有人涉及。本文针对以上成果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对翁方纲、姚鼐等四库馆员撰写的分纂稿与《总目》提要的对勘比较分析，总结《总目》文学情理思想，阐释《总目》缘情文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一、抒写性灵，缘情绮靡 　　《总目》的“抒写性灵，缘情绮靡”观点溯源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前期，亦即“情礼冲突”期，时间大致从先秦至唐代。“礼”是一种古老的社会规范，尤为儒家所重视，以之为人应有的存在方式。礼既然是一种社会规范，它在制定之时就建立在人的共性基础上，荀子称之为“千人万人之情”，这就必然漠视和束缚人的千差万别、生动活泼的个性。因此，情与礼的冲突早在先秦便已存在，主张“天”“自然”即放任人的天然本性的老庄道家便把矛头集中在儒家的礼，强烈批判其为“以人灭天”。按照儒家的规定，礼也应是诗的存在方式。从内容方面说，诗主要“言志”。“志”的概念宽泛，但孔子认为“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荀子也认为“诗言是，其志也”，在儒家看来这里的“志”主要是指“道”，“道”也就是“礼”。至汉代《诗大序》既承认诗的言情性质，又力图将情限制在礼的规范，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又规定诗应“吟咏性情，以风其上”，将“礼义”具体化为对上政的讽喻美刺⑤。从形式方面说，儒家向来并不反对“文”“文饰”，但要保持中庸的“文质彬彬”限度。《诗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便是“文质彬彬”的原则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规定，即“文”应当服务于“谏”，含有“谏”的内蕴。所以说，内容上看情和礼就是情和志关系，形式上讲指的是文和质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情路线发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魏晋六朝“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任情悖礼时代氛围中，情礼冲突异常尖锐。晋人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淡化礼义与讽谏美刺。这一时期的新变学派对于“缘情绮靡”逐渐偏离轨道，“缘情”发展为滥情甚至色情，“绮靡”发展为虚华淫艳。复古学派力主恢复汉儒讽喻美刺、劝善惩恶的文学思想，攻击魏晋以来特别是齐梁的诗歌创作“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折中学派如刘勰则在“原道”“征圣”“宗经”的神圣旗帜下，肯定魏晋以来文学新变的成就，实质上是意在调和情礼冲突。至唐，儒学恢复，从唐初至唐末，文论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齐梁诗风展开批判。他们坚持“人文化成”思想，力图回归“六义比兴”的诗学理论，要求诗在内容上“兴寄”、语言上刚健。中唐白居易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对情礼冲突有一定的调和意义。直到宋代理学兴起，情礼冲突才被情理冲突所代替。关于重情与重礼(理)两条文学思想路线的暌违与冲突，清人沈德潜、纪昀、叶燮等多有所论及。 　　《总目》也面临着评说重情文学思潮的问题。《总目》编纂者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特质的睿智透视与把握，反复审视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典籍，从而在主情与主礼(理)两条文学路线中选择了前者，使一种重情的文学理念在其集部提要及其文学批评中凸显和映现出来。《总目》纂修者在修改增饰分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