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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法》的修订问题 　　作为国家第一产业的矿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担负着为下游四十几个产业提供原材料的重任，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矿业界各种利益主体无证采矿、越界采矿、权力办矿、采富弃贫、非法转卖矿产资源等不法行为频繁发生。这不仅导致对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严重浪费和破坏矿产资源，而且导致环境污染、安全事故频发以及刑事案件等严重后果。青川血案正是当时我国法律对矿业权规定不到位的悲剧缩影。 　　法律缺位下的矿业开采乱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矿业权制度一度空白，我国学者对矿业权研究也较少，而法学界对矿业权法律制度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和《矿产资源法》出台，才初步建立了矿业权制度的法律体系。 　　《民法通则》第81条第2款规定:“国家所有的矿藏，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开采，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 　　《矿产资源法》提出有关矿业权的条款和内容，规定“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登记。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国家保护合法的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同时，还规定了国家对矿产资源勘查实行统一登记制度、对矿产资源开采实行审批和发证制度、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并明确规定了各部门、地方的监督管理职能。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1986年的《矿产资源法》曾对整个矿业发展发挥过很大的作用。经过数年的实践，到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将矿业权的解释和运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局限于《矿产资源法》的规定与当时的法制状况，《细则》中有关矿业权的规定仍很抽象，无法在矿业活动中得以广泛应用。当时，我国矿政管理出现严重的条块分割现象，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被虚化，造成国家资产大量流失，矿业权人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护，矿业投资环境恶劣。 　　据原青川县黄金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20世纪90年代，在当地办理采金许可证是在黄金管理局直接办理，申请人写个申请、交钱就可以办证，基本上不会审核申请人的资料等。申请人办理完采金许可证后，开采者看中主矿区外的哪块地，就可以直接在哪块地上开采。如今，广元黄金管理局和青川县黄金管理局已经依法撤销，主矿区外的黄金开采须经过企业自行申请，经县、市、省级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后，根据有偿取得制度，通过招标取得相关区域开采权。而这些制度的变革都是国家于1996年对《矿产资源法》进行修订后开展的。 　　修法后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 　　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在1996年，国家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经济体制转变。青川血案发生后，国家下定决心改变当时矿产资源行政配置管理的状况，以达到规范在国家矿产资源开采上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所说:“从历史角度来看，正是青川血案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件，才倒逼了相关法律的改革。” 　　1996年8月29日，国家对《矿产资源法》做了及时且重要的修改和完善，并于1997年正式实施，构建起新的矿业权法律体系框架。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对我国矿业权法律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 　　1998年2月，《矿产资源法》的三个配套法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同时发布施行，标志着我国矿业权制度初步建立。 　　2003年6月，国家出台了《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推动了市场对矿产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作用进程。 　　2005年9月，国家出台了《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探矿权、采矿权登记审批管理办法，要求严格按照规划和法定的权限出让探矿权、采矿权。 　　2006年1月，为了完善探矿权、采矿权的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从分类管理人手，根据矿产资源的自然属性和地质勘查工作程度，按勘查风险程度不同，分类出让探矿权、采矿权。 　　日益高涨的再修法呼声 　　曾参与1996年《矿产资源法》修订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显东表示，回顾《矿产资源法》颁行近30年的历程，伴随着我国矿业的迅猛发展，其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逐渐由基本适应到有所不适应的过程。不过，1996年我国对《矿产资源法》的修改仅是一种局部的小改，整部法律的私法内容尚显薄弱，依然是一部以公法为主导的法律，没有摆脱强烈的行政色彩。因此，再次修改《矿产资源法》的呼声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