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政要》论唐太宗执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docVIP

从《贞观政要》论唐太宗执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1 唐太宗执政伦理的思想基础 　　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虽无执政伦理的这一名词和概念，但治国思想却异常丰富。在我国的传统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几乎每个思想流派都有着非常丰厚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如何治理的思想。讨论君王权力如何建构、如何对待民众几乎是所有学派建构其思想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以“德治”为核心的古代执政伦理思想。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的经验、思想与言论的《贞观政要》主要讨论的也是如何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即如何执政问题。因此，其蕴含着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贞观政要》从《君道》到《慎终》，不仅记载了唐朝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而且还记载了唐太宗及其君臣对儒家德治思想、老子无为思想吸收和具体应用，甚至也有对荀子的礼治思想以及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的吸收等等，因此，有学者甚至指出，《贞观政要》是对我国古代思想流派行政伦理观点与理论的实践应用。《贞观政要》中唐太宗君臣治国所依据的思想基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二是用道家思想约束自己。 　　2 唐太宗执政伦理的具体内涵 　　2. 1 修身正德、戒奢从简 在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体系中，君民关系一直是国家治理中的首要关系，并被历代君主视为治国的关键。在理论上，唐太宗采用儒家理论建构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等级关系，在国家治理的主要理论和具体方法上，唐太宗推行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提出“以仁义诚信为治”的治国主张，如贞观元年，唐太宗指出: “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 《贞观政要·仁义第十三》)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认识到，君主自身践履诚信道德乃是社会成员信守诚信的关键”; 因此，唐太宗将“君王的诚信由言而有信与表达诚意的法令体现出来，所谓君无戏言，两者又是一体的。”所以，唐太宗将德治与法治相互结合，加强诚信原则建设。同时，在《崇儒学》篇中，唐太宗便更加着意文治，崇尚儒学，并将儒学视为正统思想。如唐太宗连年下诏，将孔子、颜回等奉为先圣先师，并“配享尼父庙堂”、设立“弘文馆”，同时命令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等等。正是唐太宗的崇儒重道的主张，使得儒学在唐太宗手里与政治的结合几乎达到空前的高度，如“国学之内，儒学之兴，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古昔未有也。”( 《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唐太宗在追求儒学作为国家治理理论的同时，在君道上却奉行道家清心寡欲、无为而治的君王理念。 唐太宗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他的臣子们也劝唐太宗建新殿或迁居其它地方，但唐太宗婉言拒绝，不想给百姓增加负担，而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唐太宗在其执政前期，几乎没有修建过任何宫殿; 唐太宗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非常小心、谨慎地保持着自戒自足、谦虚谨慎的心态，并时刻念及自己高居皇位、身居内宫而保持虚怀若谷的态度，尤其对前王朝的失败认真总结经验，如贞观九年时，唐太宗曾对侍从的大臣们说: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 ( 《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因此，唐太宗要求自己治国首先要保持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的思想，“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魏徵也曾谏言告诫唐太宗要做一个无为而治的君王，而不要做一个事必躬亲、事事亲为而无任何效果的君王，“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在此基础上，唐太宗大力推行儒家“以民为本”思想。唐太宗认为要当好君王的第一原则首先要处理好君王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君王必须善待百姓: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第一》君王必须以百姓的存活为先，如果君王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己，那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虽然肚子饱了，但人也就死了。因此，唐太宗指出: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3]520凡处理事物都必须抓住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并强调君王与百姓之间是舟与水的关系，“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唐太宗在执政过程中还提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时时将百姓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并将国家治理的重心也放在百姓的利益上，时时关注民众疾苦便是唐太宗执政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然而，帝王身居皇宫，远离百姓生活，对百姓的疾苦很难了解到，因此，为了深入了解民众生活状况，唐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