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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奇葩:评书艺术的发展演变及其功用解析 　　评书，又名讲书、平话、说故事等。评书艺术以其节奏的干净利落、故事与情理的交互融合、情节的跌右起伏和语言的通俗简洁，受到广大评书迷的喜爱，是我国独有的曲艺表演形式，其历史源远流长。在我国悠远的历史文明长河中，评书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传播优秀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说书讲义曾对文学艺术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唐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明清小说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近现代的老舍、赵树理等一批作家从评书艺术中汲取营养，创造了杰出的传世作品。 　　但是，目前对评书的研究却略显薄弱，把评书艺术仅仅局限于“下里巴人”的大众娱乐通俗文艺，忽略了其在文化史上的价值。事实上，评书作为大众所喜爱的文艺形式，对我国优秀文明和文化起着独特的传承作用。本文欲根据评书的孕育、产生、发展以及兴盛的历程，简要探讨评书艺术与“俗讲”、“变文”及“说话”、“话本”的渊源，兼谈评书艺术传承文明、文化的功用。评书的渊源、发展和兴盛 　　1.“说唱”和“俗讲”与评书艺术的渊源 　　根据出土文物“说书俑”，评书的最早源头可以上溯到晋朝，之后唐出现的说唱文学和俗讲应该说已经孕育了说书形式。 　　敦煌出土的唐五代说唱古籍文献表明，唐代民问已经有了说唱的艺术形式，但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套路。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佛教事业的兴盛，出现了“俗讲”和“变文”，如敦煌遗书中明确标名变文或变的有《破魔变》《降魔变文》《八相变》等。俗讲是相对于僧讲而言的，僧讲是讲给出家弟子听的，而俗讲则是给普通的信徒和广大百姓群众传经布道，变文是俗讲的底本。 　　在佛事发达、俗讲兴盛的形势下，民问原有的说唱艺术也逐渐强大起来(有论者把这一时期民问创造的艺术叫作“说唱文学”，产生了大量面向市井百姓的民问故事和传说。很多这样的故事和传说被记载下来，成为说唱的底本，其中一部分说唱故事的底本就是“变文”。这些说唱底本和变文反过来又刺激了说唱艺术的发展。之后，甚至一些达官贵人也邀一些江湖说唱艺人到府上“讲故事”，客观上推动了说书艺术的发展。 　　这种在民问发展起来的说唱文学和俗讲客观上为唐传奇的作者们提供了写作素材。一些文人开始把六朝时期的故事如“六朝怪志”等用细腻的描写、完整的结构、散韵结合手法改造为传奇，像《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莺莺传》《霍小玉传》《虫L髯客传》等。说唱艺术在这些“志怪神话”、“才子佳人”的传奇中获得了丰富可靠的蓝本，在与文学艺术互动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2.“说话”流行与评书艺术的产生 　　唐说唱艺术在宋元时期演变为“说话”(“说话”也即“说唱”，元时也叫“平话”)，“说话”科目很细，“分为讲史、说三分、五代史、说浑话和小说等科目”。从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我们也能了解到，京城汁梁涌现了许多专门表演民问伎艺的勾栏瓦肆，“市井常见，规模可观”。 　　“说话”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宋元话本的发展。这些宋元话本的编写者和说唱者，多是卖艺人、落第书生，他们大都用口语写作话本，比唐传奇更易为人所接受。这些话本无形中为说唱艺术注入了活力。从史料反映的情况来看，这时的“说话”已经}一分接近后来的评书艺术。 宋元“说话”的兴盛是城市商业繁荣刺激的结果。商业经济发展到宋元时期，旧的坊市制度逐渐崩溃，新的商业格局慢慢形成，城市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史料反映北宋时的东京汁梁城市人口逾百万。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刺激了市民阶层对于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 “说话”表演适应社会需求，经常在这些场合中出现，满足民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 　　此外，为人熟知的中国评书“四大家将”中，有三家出自宋朝-《杨家将》《呼家将》《岳家将》，而像《三侠五义》《大小八义》《水浒》等许多“说话”艺人表演时所依据的底本，其素材也多出自宋朝故事。这也反映了宋代“说话”艺术的繁盛。一些评书蓝本显示，当时市井社会业已出现了靠说唱维持生计的艺人，他们穿梭于酒家和青楼问，依靠说书度日，实质上可以算作评书艺人。 　　3.评书艺术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繁盛 　　宋元之后，“评书从明末清初的小说中分离出来”说书人不仅要说故事，还要讲解故事，这样，既“说”又“评”的“评书”被看作一门独立的说唱艺术，在市井中广泛流传开来。 　　明清时期，小说创作兴旺和“拟话本”小说如“三言二拍”等故事集的完成，客观上为评书的繁盛提供了基础条件。而才子佳人、袍带讲史、侠义公案等各种俗小说的纷纷出笼，更是刺激了评书艺术兴盛一时。在这一时期，《西游记》《封神榜》等“志怪神魔”小说为评书艺人提供了非常成功的蓝本，而《东周列国》《三国演义》《儒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