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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哲学意象观的演进过程 　　意象(imagery)是在感知觉基础上形成的表现在记忆和思维活动中的一种感性形象，是当前物体不存在时的一种心理表征。意象是潜意识的心理倾向，它表征着个体对过去事物的印象和积累，成为指引当前行为和认识的重要方法。意象作为主体的心智活动之一，随着当代哲学对主体认识的要求不断提高而重新得到重视。考察这种哲学意象观的历史演进，对于推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代本体论意象观 　　古希腊时期的意象观由于受到当时生产力条件的制约，人们对于意象的思考往往还是客体性的，同时兼有自然主义的特征，这就不免带有主观性和神秘感，但也颇有蕴意。 　　(一)柏拉图的“洞穴观” 　　哲学史上最早提出意象问题的是柏拉图，其思想倾向于客体性的外形方面的描述。意象的表征方式之一是“隐喻”，这一方法被柏拉图运用在《国家篇》中对“洞穴”的阐释。洞穴如同监狱，监狱里的人被限制了自由，尤其是从幼年时期就己经被束缚了手脚，所以个体的存在只能以影子为参照物，且人们误将这个影子作为了真实的存在，但实际上，真实的世界和存在只有走出洞穴才能体验得至土“洞喻”体现了柏拉图对于人的理解，且往往是通过“他人”这个客体而映衬出的。所以，柏拉图哲学中有关人的理解、制约人的因素有两种:一是肉体对于灵魂的束缚;二是社会对人的约束。那么，人从幼年时期就被捆绑了手脚，只生活在影子的世界里，说的是前者;而被绑了手脚的人同时又被囚禁在洞穴内部，意味着人的一生离不开自己的生存环境，这显然是对后者的描述。通过意象的作用，柏拉图关于人的生存状态就刻上了这样的烙印:人是无法超越来自社会与肉体的双重束缚的，人的一生只有在这样双重的束缚中生存与生活。也许有些人可以暂时逃离洞穴，但是个体终将会重返洞穴的，这是由个体的社会性决定的。肉体是物质基础，环境是本质属性，二者将个体牢牢锁住。柏拉图运用意象的手法，表达了他关于存在的两个世界的区分，一是“洞外”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相界(idea) “，即“本真世界”的隐喻;另一个是“洞内”，是“感觉界”，即“现象世界”的象征。 　　(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感觉、表象(意象)、概念等都是从实物中派生出来的。他的“四因论”是对事物动因的解说。比如，把制作一座雕像的过程看作运动，那么铜的原料就是质料因，雕像的模型就是形式因，雕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雕像的成品就是目的因。再如，建造房子，砖头石块是质料因，房子的设计图是形式因，建造者是动力因，成品房屋就是目的因。因此，质料因是物质基础，即事物在运动中存在的原因;形式因解释物质或存在以何种方式运动或表征;动力因则可以理解为主体性因素，尤其是具有意向性的主体对物质的能动性;目的因则完全体现了意向性，这个意向性是带有“意象”的意向，即主体己经有了对客体的心理表征，进而朝着这个表征或意象之物的趋向过程“四因说”强调了客体的独立自在性，这是客体获得价值的前提，而且这一客体有内在的潜能，这种潜在的力量在主体的能动性之下实现了自身的目的。 　　纵观亚里士多德的意象观，己经摆脱了柏拉图“纯美”的想象，他的意象是一种潜在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帮助模拟事物，从而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这种能量亦可帮助人们获得愉悦感，体现了其价值性。意象可以通过有限的、在场的事物去发现无限的、有内涵的世界。从这个层面上讲，亚氏的意象观更趋于具体性、真实性、渗透性，因而，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哲学高度。 　　二、基督教神学意象观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盛行，所有的理论和思想论争都在神学的范围内发生，人们不再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般地探求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而是致力于对上帝信仰的论证与理解。古希腊的哲学文化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传统逐渐融合为一体化的神学哲学理论，直至经院哲学的诞生，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婢女。奥古斯丁的“身体意象观”就充分体现了神学框架下的哲学辨析。 　　基督教神学认为，可以将身体意象分为两个方面:血气之身和属灵之体。奥古斯丁的理解是:血气之身为感觉和营养传输的承担者，是灵魂认识世界的基础和条件。灵魂藏于深处，因而不能直接接触外物，必须利用血气之身，借助该“身”之动作和知觉，方能获得后天知识。所以，血气之身尽管没有灵魂的高度，但是却为灵魂提供了帮助。但是灵魂却被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神学家刻意美化，他们认为灵魂是精细、灵巧、通达、宽广之物，而血气之身则相形见拙-笨拙、粗鄙、狭隘、沉重，甚至拖累了灵魂的事业。按照上述逻辑，这种意象观自相矛盾，灵魂既依附于血气之身，却又鄙视血气之身，这恰恰体现了当时的神学盛行的时代背景，即将灵魂置于了崇高的地位，其他皆由其衍生或派生，且都低于灵魂，不可与灵魂同日而语。 　　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