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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松史学研究的学术特征分析 　　何炳松 (1890-1946)，字柏丞，1890年出生金华文昌阁一知识分子家庭，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纵观其一生，除担任暨南大学校长期间 (1935-1945) 因忙于校务有疏学问外，其三分之二左右的时间都在从事史学著作的翻译、编写和撰述，为现代历史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研究何炳松的主要著作有 《何炳松纪念文集》、 《何炳松与故乡图文集》、 《忠信笃教---何炳松传》、 《何炳松史学研究》、 《忠信笃教 声教四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以及若干专题性研究论文，对其史学、教育、管理等思想进行探讨。鉴于未有学者专文探讨其史学研究的学术特征，本文依据何炳松近二十八年 (1917-1935) 左右的史学研究经历，通过解读其翻译 《新史学》，编写 《近世欧洲史》、 《中古欧洲史》，撰述《历史研究法》、 《通史新义》、 《浙东学派溯源》 等主要著作，探寻其史学研究的学术特征。 　　一、中西会通 　　何炳松早年的学习，是在私塾里度过的。他苦读 《四书》、 《五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903年14岁的何炳松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县试，以优秀成绩考中“生员”，成为当时人人羡慕的“秀才”。1902年丽正书院 (南宋时吕祖谦设“丽泽书院”，明清时又出现“崇正书院”，后两院合并为“丽正书院”) 改为金华府中学堂，他成为首批二十名学生之一。1906年因学业成绩优异，未及毕业即被保送到浙江高等学堂 (前身为1897年设的“求是书院”，1901年更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02年更名为“浙江大学堂”，1903年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 预备科，后升入正科。1912年因“品学兼优，毕业成绩获全校第一”，22岁的何炳松被浙江省选派官费留学美国。可见，何炳松在留美之前，已较全面地接受了国学教育。1912-1916年的留美生活，又使他系统地接受了西洋的教育---精通西洋语言、熟读历史学、政治学名著，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最后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传统的国学背景，现代的学术训练，为何炳松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7年9月，受蔡元培的邀请，何炳松前往北京大学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原理”课。1927年7月何炳松撰写的 《历史研究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由“绪论、博采、辩讹、知人、考证与著述、明义、断事、编比、著作和结论”组成，其中“绪论”开宗明义指出，“史学研究法者，寻求历史真理之方法也”，其步骤分“史料的搜罗与考证、事实的断定及编排和史著的撰成”《历史研究法》 是继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后又一部专论史学研究方法的力作，在理论上参考了德国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的 《史学原理》，并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观点而成。何炳松在“序”中谈到写此书的目的时说，其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著作”，但“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我国故有之成文。”1930年何炳松又出版了其撰述的 《通史新义》， 《通史新义》 由“导言、上篇、下篇、结论”四部分组成。何炳松认为自清末废止科举以来，到他写 《通史新义》 之时，已二十余年，西洋通史的著作已有相当的成就，而中国通史的纂辑，能以新史学眼光进行的廖若辰星，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史才不及西洋，“盖因吾国编纂通史之人尚未能如西洋史家之利用最新方法耳”。针对此弊，何炳松试图通过向国人介绍西方史家通史义例和相关方法，来弥补中国通史理论之不足，进而阐发章学诚“史料与著作应分家、通史不宜独尊”的理论。故何炳松在“自序”中说，《通史新义》 “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史家瑟诺博斯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著者之作此书，唯一宗旨在于介绍西洋最新之通史义例，……足备国内史家之采择”。 　　《历史研究法》 和 《通史新义》 大量引用了西方史家的理论和观点，既介绍了西洋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又紧密结合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实际，旨在建立“新的历史意识，检验和批判传统史学”，集中体现了何炳松“中西会通”的学术特征。 　　二、学以致用 　　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原理”时，针对外国史教材多从日本转译而来，质量普遍较低的现状，就参照英文原著编写中文讲义，而对基础较好的高年级学生则以英文原本直接授课，结果教学效果很好，学生反响热烈。但当时存在一个问题，学生对美国史家Robinson(鲁宾逊) 的“The New History” 《新史学》 很感兴趣，可这本书的原本，用意深远，造句复杂，所以同学多“叹为难读”。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提高教学质量，1920年2月，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同事胡适的鼓动下，决定将“The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