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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有感于甲午战败的危局，康有为发出“外患乃以兴邦”的呼声，维新派以爱国相砒砺，以救亡为己任，把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孙中山率先打出“振兴中华”的旗号，发动革命运动，倡导三民主义，致力于革命救国以谋求民族的复兴;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抵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为延缓中国被列强瓜分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这三支爱国救亡力量或先后、或交织地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舞台，在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患乃以兴邦”: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 　　国维新之萌孽，自中日战争生。 “变法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时人的评价，充分说明了维新运动之兴起与甲午战争的关系。 　　甲午战前的许多仁人志士己意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积极寻求救国的方略。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提出仿造外国新式船炮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开近代中国海防思潮之先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洋器议》)的“自强，之道;薛福成等提出“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矣”的“求富，主张;洋务派先后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的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其中心内容是如何防日，即“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洋务派以变局观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认为唯有整顿海防、变法用人，方有所期。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并琉球事件和1884年爆发的中法马尾海战后，清政府定下了“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及u以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的调子。洋务派以“求强，求富”相标榜，但甲午战败和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表明只注重器物层面变革的洋务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着力从制度层面寻求复兴道路。 　　这是近代中国采法俄、日以“为天下雄”的一次展示，也是以君主立宪制来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尝试，将近代中国变革从物质技术层面推进到政治制度层面。百日维新虽然时间短，成效甚微，但终为以往所未曾有过的事隐日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I3 ] (P567)。维新派对封建制度的种种批判，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冲击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观念。特别是维新派通过办学会，开学堂，冲破清政府例禁，初步形成国人议论时政的新风气，使中国传统社会“智慧骤开，如万流濡沸，不可遏抑，。正如当时悴林西报》所描述的那样，国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时代过去了”，大批仁人志士均怀着“改革一日不完成”便“不会一日体止”的热望。同时，戊戌变法的失败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维新派以火热的爱国热情，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变法维新，结果却是:戎戌六君子”血染京师，光绪帝被困于ln},台，康有为、梁启超出走海外。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梁启超有鉴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写了《爱国论》。他指出，“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忧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年，他发表《中国少年说》，强调u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焦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商商皇皇;干将发研(，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概念，并把中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二是“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I、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擅代兴起之时代也，。肚匕时代今处虽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