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评史心见》史论的倾向与得失.docVIP

分析《评史心见》史论的倾向与得失 　　一、撰述旨趣:“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 　　明代郭大有所撰《评史心见》，凡十二卷，前十卷为正文，后两卷为补遗。全书按时间顺序编次，上起西周，下迄元末，多以帝王标目。这是一部评论历史人物和有关史事的史论著作，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是书取古人事迹标题，每事为论。本书作者郭大有，字用亨，明代南京江宁(今南京市江宁区)人，《明史》无传于郭大有的行事，文献不足，难以稽考。《评史心见》一书，据笔者所见，最早著录于明代藏书家高儒的《百川书志》:“《评史心见》十二卷，皇明郭大有用亨著，南京人。” 　　《百川书志》成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因此《评史心见》的刊刻、流布当不晚于此年。叹评史心见》中郭大有曾引用明人程敏政《宋纪受终考》的论断，而《宋纪受终考》始刊刻于弘治四年(1491)。据上述两条证据，我们可以推断郭大有主要生活于明代弘治前后至嘉靖时期。除《评史心见》外，郭大有还有《古今书史补断》和《古今名贤咏物诗选》两部著作。②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治史宗旨一脉相承，也是他“以《通鉴》为主”的评论主旨的具体体现。从性质上讲，郭大有主要关注两类史事:“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二者相比，他更加重视那些不可以为鉴的史事，如每每在评论某人某事后，都要强调“书之以为人君用诈者戒”、“笔之以为世之人臣用机巧者戒”、“谨书以为有国者鉴”、“谨书以为妄兴土木之工者戒”、“谨书以为宠任外戚者戒”等，以表明自己的评史旨趣。 　　最后，《凡例》中有几句话反映了《评史心见》一书的性质，作者写道:“评史诸题，凡可为策论者，学者任意截取，以备观览，利于举业，盖遴今时之制也。明代科举之法沿用唐、宋之旧，科目分为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浩、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卷七.《选举缸》一第二场的“论”和第三场的“策”都涉及考察考生对历史的理解、评价和议论。明代科举重论、重策的特点，促使越来越多的士人关注史论，推动相关著述应运而生。从《凡例》来看，《评史心见》正是适应科举策论之意而作。这一方面反映此书的实用特色，另一方面体现出作者评史的格调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据此批评说:“其《凡例》云:凡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则其书不必更问矣。但《总目》所论也有武断之嫌。有研究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未查看本书内容，仅据其《凡例》内一言而否定之，未免轻率。实则该书论史颇有见解，可备参考。 　　综上，从《凡例》来看，大致可知《评史心见》一书“评史”的倾向和该书的性质，这两点，有助于人们对此书的认识。 　　二、“扶纲常，振风化”的论史目标 　　明代前中期，理学思想对史学有很大影响，道德评价有时凌驾于事实评价之上。郭大有身处其中，其史论亦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他以“扶纲常，振风化”作为评史的目标。郭大有认为:“道在天地间，所当因者，三纲多，政治上亦有可观之处，所以是“万目举”。郭大有不同意程颐的评价，他认为: 程子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愚谓:“大纲者，君臣、父子、夫妇之伦是也。观高祖妄诛韩信、狱系萧何，而于君臣之义废;项分杯羹、如意被鸡，而于父子之恩亏;溺爱戚姬，而于夫妇之情薄。大纲何由而正乎?”所谓万目者，礼、乐、兵、刑、教化之类是也。观太宗闺门惭德、喋血禁庭，而于礼、乐何有累?征高丽、妄杀蕴古，而于兵刑续滥;大语名孺，增广生员，无明伦教化之实。万目何由而举乎?……程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节言之，故予所以辩。 　　程颐评论汉唐之治，虽然是从理学观念出发，扬汉抑唐，但他没有一概否定唐代政治的贡献。郭大有则不同，他从伦理纲常上把汉、唐两代都否定了。他由否定汉高祖进而否定整个汉代政治。他在批评唐代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时候，不以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为标准，而是计较于唐太宗的“闺门惭德、喋血禁庭”、“征高丽、妄杀蕴古”等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行为，否定唐太宗的同时把整个唐代制度都否定了，可谓是以“一青掩大德”。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郭大有为“扶纲常、振风化”，故作惊人之语，其评论格调不但远逊程颐，而且在史学观上更是与朱熹相去甚远。 　　以上所举，说明郭大有在评论历代人物和事件上，坚持纲常名教的思想，意在发挥史学的褒贬作用，“扶纲常、振风化”这一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以理学衡量史学，不顾客观事实而空洞议论，这种空疏不实学风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全祖望批评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人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州12I(卷.六《II1 I#39;.i人、记》一全祖望所论，也是《评史心见》一书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