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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集书诸职的建置沿革及起家举例 　　北魏官制起初胡汉杂糅、弃置无常，直到孝文帝太和改革才算步入华夏体制的正轨。集书省的形成便有这般曲折漫长的演变过程，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所载: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设散骑常侍，“待诏侍直左右，出入王命”;天兴三年(400年)设职比谏议大夫的训士，“规讽时政，匡刺非违”;天赐二年(405年)设职比常侍的内官20人，“迭直左右”;天赐四年(407年)扩充侍官，“侍直左右，出内诏命”;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年)设职比常侍、侍郎的骐官40人，“宿直殿省”;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设朝请员200人;太和十五年(491年)又设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各4员，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各六员，置侍官120人。集书省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官称建制数度调整，太和中叶最终定型并全面启动。《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广陵王羽传》载孝文帝谓散骑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书，合省逋堕，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责在于卿。”反证皇帝的高度重视。当时，南北制度殊途同归。《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萧梁)集书省置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四人。员外散骑常侍无员，散骑侍郎、通直郎各四人，又有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奉朝请、常侍侍郎，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省诸奏闻文书。意异者，随事为驳。”双方皆源于晋制，又不约而同地将其发扬光大，堪称中古文明史的奇观。 　　北魏集书诸职业已固定成型，但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和廿三年(499年)分别颁行的前、后《职员令》中的品级却发生显著的变化(卷一一三)。按高低顺序排列，前令依次是正二品下散骑常侍，正三品下通直散骑常侍，从三品上员外散骑常侍、给事中，正四品上散骑侍郎，正四品中通直散骑侍郎，正四品下谏议大夫，从四品下员外散骑侍郎，正六品下奉朝请;后令则变成从三品散骑常侍，正四品下通直散骑常侍，从四品下谏议大夫，正五品上散骑侍郎、员外散骑常侍，从五品上通直散骑侍郎，从六品上给事中，正七品上员外散骑侍郎，从七品下奉朝请。仔细比较，不难发现问题的端倪。最直观的印象是同一官职后令品级照比前令的普遍降低，但这反映的只是官班序列的整体位移，绝非职务实际效力的贬值。因为后令是贯彻门阀社会清浊流品理念，切割前令六品“贵族线”以上区域，重划正从九品十八级三十阶的产物，换言之，旧六品在新九品范围内按比例均匀排摆，相对数值必然下降。不过，理论上的对应无法掩盖偏离换算值的特例，这个偏差值才是官职重要性升降的客观指标。如此衡量，后令中的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贬值一阶，给事中贬值四阶;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增值一阶，谏议大夫、奉朝请增值三阶;通直散骑侍郎持平。再从省内班位排序上看，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持平，员外散骑常侍降两位，给事中降三位，散骑侍郎升一位，谏议大夫升四位。综合两项参数，推知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奉朝请维持原状，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式微轻滥，惟散骑侍郎、谏议大夫身价陡增。这些变化皆官场年深日久之积习所致，无形之中为集书诸职划分了高下档次，使职务选授产生一定的倾向性。 　　就现有墓志资料来看，北魏集书诸职均可充作士人的起家官，即入仕授予的首项正式官职。具体情况如下:散骑常侍释褐者有元详、元悌，通直散骑常侍释褐者有元毓、元显，谏议大夫释褐者有元暐、封柔，散骑侍郎释褐者有元賥、元诲、元子正、元端、元子直、元仙、杨舒，员外散骑常侍释褐者有元略、尔朱袭，通直散骑侍郎释褐者有元顼、元寿安、元邵、元诱，给事中释褐者有元子邃、元鸷、元子永、元礼之、元昉、元顺、元孟辉、穆子岩，员外散骑侍郎释褐者有元均、元赞远、元爽、元天穆、元廞、元乂、元显魏、元倪、元广、元悦、鄯乾、王祯、王诵、穆彦、闾伯昇、封延之、杨顺，奉朝请释褐者有元平、邢伟、刘颜、司马昞、李超、赫连悦、李挺、王偃、叔孙固、侯掌、杨暐、杨仲宣。总计56例，取样数量适中，具备研究必需的典型性和可操作性。 suHd 　　在解褐的时段分布上，孝文朝有元详、元显、封柔、元仙、杨舒、元鸷、元均、元倪、元广、元悦、鄯乾、王祯、王诵、杨顺、元平、邢伟、刘颜、司马昞、李超、李挺、王偃、叔孙固、侯掌、杨暐，宣武朝有元暐、元端、元子直、元略、元顼、元寿安、元诱、元顺、元孟辉、元天穆、元乂、元显魏、赫连悦、杨仲宣，孝明朝有元悌、元毓、元賥、元诲、元子正、元邵、元子邃、元礼之、元子永、元昉、元赞远、元爽、元廞、穆彦、闾伯昇、封延之，孝庄朝有尔朱袭、穆子岩。集书诸职起家的最早记录定格在机构确立的太和中叶，首批入选者是元仙、杨舒、元广、元悦、邢伟、李超、叔孙固、杨暐。可见，这一制度与集书省的形成发展相伴始终，全部事例均匀散布在北魏后期，涵盖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