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的治安管理状况分析.docVIP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的治安管理状况分析 　　1937年12月7日安全区对难民开放后，每天都有大量难民涌入，而此时又恰逢战乱高潮时期，难民非常混杂，社会状况也空前复杂，区内饥寒交迫的难民秩序混乱。除此之外，日军每天都侵扰安全区，严重威胁着难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安全区的治安问题越来越重要。安全区的治安管理状况在这一时期是怎样的?安全区的治安管理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笔者试图从所掌握的一些资料中归纳论述这一问题，从而突出国际委员会在组织安全区治安管理方面所做的贡献。 　　一、安全区难民的治安管理状况 　　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的治安力量主要由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施佩林领导的安全区警察和日军宪兵组成，他们对于维持安全区的秩序和保护难民安全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一)国际委员会为难民安全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委员会为保护难民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客观上来讲，国际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积极参与了安全区的治安管理，他们也自认为在行使着警察的职权，他们甚至亲自蹲点值班，并制止日军暴行。他们面对日军暴行，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甚至受到日军的殴打和侮辱。 　　由于日军士兵不断进入安全区偷盗、抢劫和强奸，使得难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时刻面临着威胁。于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决定在难民集中的收容所轮流值班。据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7日日记中记载，晚饭后他送贝德士去金陵大学，送麦克伦去鼓楼医院，他们在那里过夜;然后送米尔士和史迈士去金女大，因为委员会每夜都派人去那儿值班。对此，同一天史迈士在致家人函中也记载了此事:费吴生开车送贝德士去金大，再送林查理回家，送另外一个人去大学医院，然后再回头找他。史迈士还于12月27日致家人函中记载，拉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守护他的家产和住在他院子里的600个难民，克勒格尔和福斯特也同样如此，守护着满屋子的难民，魏特琳和戴籁三夫人也未曾敢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半步，在大学医院也有一个外国人时刻在执勤。金陵大学也是如此，贝德士整日忙于东奔西跑地赶走日本兵，只要有事离开，就有难民四处寻找他。 　　面对日军残暴野蛮的暴行，这些西方人士常常会挺身而出并加以制止。福斯特在1937年12月26日致妻子函中记载:两个士兵翻过25号门，打算捣鬼时被他及时制止，然后把他们赶出去了。他并不知道其中一人偷走一块手表，不然他会找他要回来的。这两个士兵盯着一两个女孩子打主意，幸好他及时赶到并制止了他们。[#]麦克伦和他的同伴们当时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他与米尔士、费吴生、史迈士、宋煦伯、威尔逊、贝德士、林查理合住在卡凯的房子。每个人都干着双份的活，他们很难坐下来从容进餐，每隔5分钟左右总会有人呼叫求援，要么是为阻止卡车被抢，更为经常的是从日本兵那里抢救妇女，他们往往匆忙咽下食物便跑出去，难得一起进餐。天黑以后他们不敢独自外出，总是两三人结伴而行。 　　大多时候日本士兵面对西方人士的干预，会不满地离开或者逃走。但是，也有士兵不听劝阻，反而殴打、伤害西方人士。1937年12月17日，日本兵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楼前拽门找中国士兵，要求魏特琳把门打开，魏特琳说没有钥匙，也没有中国士兵，随后被日本兵打了一个耳光，同去的李先生也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同一天，史迈士在致家人函中记载:“门开了，手持刺刀的日本兵把米尔士和我推进大门内的路上，另一人用刺刀逼着费吴生从车里出来，拿走车钥匙。”还有一些西方人士甚至遭受枪击，据拉贝12月21日日记记载，特里默大夫和麦卡勒姆博士在鼓楼医院却遭到了枪击，幸好子弹打歪了，“但是朝我们开枪这个事实让人感到可怕。” 　　(二)安全区警察是难民治安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安全区警察是南京沦陷后难民治安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主体是中国政府交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450名警察。另外，还有45名由国际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志愿警察”。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就己经考虑到了安全区的治安问题，任命施佩林为安全区总稽查。据1938年1月22日施佩林写给德国大使馆罗森的信中记载，安全区有450名训练有素的警察，还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平民警察队协助他，他们维持了良好的秩序。在南京沦陷前，这450名警察在国际委员会的指挥下，尽职尽责，在安全区难民收容所启动时，挨家挨户要求老百姓尽快进入安全区，并且看守安全区边界，引导难民有序进入。待南京沦陷之后，安全区警察的职责主要是维持区内秩序，如粥厂的排队组织、难民收容所秩序维护、抓捕小偷等。 　　另外，关于安全区内45名“志愿警察”的组建背景，拉贝在1937年12月16日日记中记载的也很清楚:另有45名安全区“志愿警察”，这些“志愿警察”是委员会于12月13日下午组织起来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