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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当前文明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一、历史回顾 　　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最初是哲学家探讨的对象。柏拉图认为，国家形成是因为人类没有它就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它的体制是上帝赋予的。①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类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动物。②卢克莱修揣测了社会的进化，从最早的动物般生活，发展到家庭、氏族和国家的形成。国家由契约而形成，社会的进化得益于技术的变迁。③但是这些哲学思想并没有成为一种持续探究的领域，也没有对事实和想法之间的关系加以进一步论证。只要合乎逻辑和没有矛盾，或不违反常理，各种论点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在中世纪，由于《旧约全书》详述了西方文明的起源，因而关于人类和文明起源的独立研究便成为多余，甚至成为对神学的襄读。根据犹太教年历，创世以来只有5000年的时间，这使得古老的史前史及人类和社会的进化思想没有立锥之地。①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文化进化观，为人类与文明探源带来新的视野。在考古学领域，进化思想促使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家从技术发展角度构建人类史前史，最终导致汤姆森(C#39;.Thomsen)石、铜、铁三期论的诞生，标志着有别于古物学的科学考古学的诞生。 　　综上所述，欧美的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共同探索的课题，其发展大致经过从神话传说、哲学思考到科学实证和重视文化与认知因素的轨迹，表现为各种思潮风云变幻、不同流派潮起潮落。它们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在借鉴时需要认真梳理，并了解其社会和学术背景。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因此中国的文明探源更擅长从延伸文献记载的历史从事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探源的区别和接轨问题，也许可以用李济对王国维的两点评论来解决。其一，近代中国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有若干重要成就，主要原因正是有王先生传承下来的凭藉。其二，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并非不能与现代科学思想融合的体系。③张光直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西方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意义也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的案例可以为检验和完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做出贡献，还能从本质上增进我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他认为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学究态度，把西方的社会科学学好。 　　二、理论与方法 　　20世纪上半叶，国际文明探源研究受人类学的传播论影响很大。在英国民族学中，传播论取代进化论方法，并被英国人类学家格拉夫顿·埃里奥特·史密斯(U. E. Smith)和威廉·詹姆斯·佩利(W. J. Perry)发挥到极致。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早期文明都源于埃及，于是人类被看成是缺乏创造力的，文明发展只能依靠外来思想的影响和进步人群的入侵。传播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以及20世纪中叶中国学界流行的中原中心论都是国际传播论思潮影响的结果。 　　在传播论流行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探索文明起源动力的重要理论，柴尔德的自发论和魏特夫的水源论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两个。柴尔德采纳摩尔根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将技术经济发展导致的剩余产品增长看作文明起源的动力。随着剩余产品的增长，贸易和私有制就会出现。于是社会管理、维护私产和地位的努力就会导致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形成。由于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趋势，因此，文明和国家起源是自然发生的必然过程。③ 魏特夫认为，早期文明起源的一些主要地区都存在大规模灌溉农业，他据此提出一种理论。 　　三、实践的进展 　　美国的聚落考古学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介绍到国内。在1984年为陕西省考古所做的报告中，张光直指出聚落考古是欧美考古学的主流，它可以把考古发现当作人类社会和文化活动研究的具体框架来操作，报告人还鼓励中国的早期文明研究也要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世界做出贡献。①同年，在为北大考古系师生开设的专题讲座中，张光直详细介绍了聚落考古的概念、方法、操作与阐释。②在张光直的启发下，中国文明探源逐渐从关注礼器、墓葬、城址和宫殿转向聚落形态。 　　自199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聚落形态问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进行了四年的踏勘、钻探和重点发掘，对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环境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并由此深入探索二里头遗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遗址在聚落网络中的地位，及其所在聚落群的社会结构。③与此同时，自1997年至2002年，一支由中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专家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对二里头所在的伊洛河流域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形态调查，结合地质考古调查、植物学研究和陶器分析，以探索区域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口波动、集团冲突、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力水平、手工业专门化、区域间互动和政治的集中等重大课题。调查而积达219平方公里，时段纵跨六个考古学时期，即从公元前6500一前5000年的裴李岗时期一直到约公元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