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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 　　2014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德国之际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的长篇采访。访谈一开始他就提到了德国对待战争的方式。人们主观上认为，德国在这方面堪称模范。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打算效仿德国树立的榜样，因为1945年后德日两国与邻国达成政治和解的基本条件太不相同了:当时，不光是联邦德国(即西德)在寻求与法国和其他昔日敌国进行调解，西欧各邻国也以和解为目标主动寻求与西德言归于好，这才使得欧洲一体化成为可能。而在亚洲的情况正相反，尽管日本政府努力通过与各国政府谈判解决赔偿问题，并向亚洲邻国提供了财政资金用以支持它们的发展，邻国这边却没有意愿与日本达成谅户{;民“今天人们必须以谦逊的态度面对历史”，安倍装出一副天真的表情，我认为，人们应当避免出于外交或是内政的动机去操弄历史议题”。① 　　对失败者的清算 　　战争刚一结束，胜利者就首先展开了对昔日战争对手的清算，这项工作不论是在西德还是在日本都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从两个帝国的政治领导层来看，还是从权力机关与民众对失败的反应来看，德国与日本之间都出现了明显差别。在德国，希特勒为避免被俘于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即将完全占领柏林之前自杀了，戈培尔和希姆莱也在5月选择了同样的道路。由此，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代表人物自行停止了活动。在此之前，围绕希特勒的所谓“领袖崇拜”是政权的重要一体化符号，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军事灾难发生之后，许多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抱有怀疑，与此相对，领袖个人却被排除在怀疑之夕卜“如果领袖知道这个就好了”这一惯用说法很好地表现了民众对希特勒及其政权的矛盾态度。随着希特勒的自杀和1945年5月8日至9日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对领袖的崇拜在一夜之间崩塌了，并转向了它的反面。然后，人们把所有的罪行和战败的责任都推到了希特勒一个人身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分子1933年1月掌权后的历史变成了一部全能独裁者的自传，例如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儿子、历史学家戈洛·曼( Golo Mann)就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恶棍的独自冒险”。④ 　　与此相对的是，有关天皇在1945年前军事统治中的角色及其对战争应负责任的讨论完全走上了另一个方向。那时的政府首脑吉田茂把那一时代的人对此的看法概括为:天皇乃是“统而不治”。⑤这个解释在本质上是恰当的。裕仁不是一个强大的独裁者，而是一个虚弱的君主，把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跟德国的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者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其随从不同的是，在日本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领袖人物，也不存在一个有组织的群众运动。 　　记忆中的二律背反 　　感觉自己是专制与战争的牺牲品，在两国都不仅仅是由1943年起愈发占优势的战争对手造成的，也与德国和日本的内部局势有关。在战后最初的15年，德国人对1945年前的回忆有一种二律背反的感觉，集中体现在“罪犯或受害者”的表述中。在被瓜分的德国，完全没有出现围绕专制、战争和灭绝犹太人的启蒙式公开讨论。那时的主题是把自己从“集体罪责”的谴责中解放出来。在多数德国人看来，应当对1933-1945年间的错误性历史发展承担责任的，是希特勒及其高层追随者所组成的犯罪政权，绝大部分民众因此迅速披上了受害者的外衣。德国军队在1942-1943年冬天蒙受了巨大损失，关在盟军战俘营中的德国俘虏数量巨大;在德国东部地区①，德国人被驱赶出去;红军士兵在占领德意志帝国的过程中犯下了强奸罪;城市被摧毁，战后的第一个冬天为饥饿所笼罩-这一切都使德国人产生了一种软弱无力、没有希望，甚至有时可以说是“自怜”的感觉。 　　这种情感阻碍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客观研究。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德国历史与文化中找寻民主的出发点，旨在赋予西德的民主制度以合法性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有关德国抵抗运动(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沦为纳粹政权的牺牲品)参加者的回忆显得十分重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人们追溯到了1933-1945年间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传统，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瑕疵的典范。 　　相对于纳粹集权和战争的记忆，东、西德内部针对大屠杀的批判性研究都退居其次了。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方式绝对算不上模范。恰恰相反，正如海德堡当代历史学家埃德加·沃尔夫鲁姆(Edgar Wolfrum)所说的那样，灭绝欧洲600万犹太人的回忆，直到1960年左右都“被自身的受害记忆严重覆盖了”。②1958年举行了乌尔姆行动队审判，1959年底发生了科隆犹太教堂襄读事件，才引发了大屠杀问题上的态度转变。1961-1962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Eichmann)审判与1963-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