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实践.docVIP

女性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实践 　　一、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误区与盲点 　　在当今文坛，“新生代”女性作家们那些所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在一定层面上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也得到了消费主义的认可，但却玷污了当代女性文学的“名声”，也给社会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那些美女作家们打着“身体写作”的大旗，却将肉欲横流、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搬移到文本，完全违背了西方女性主义所倡导的“身体写作”的初衷。 　　“身体写作”最早是由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提出来的，西苏独具前瞻性地指出：“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西苏深刻地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欲望及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和剥夺了，男性巨大的权威将女性一直隐蔽于“黑暗”“无语”“边缘”地带，而唯有写作才能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被奴役的现实境地。在我看来，西苏的“身体写作”是与“女性言论”联系在一起的，“身体写作”并不是纯粹的肉体展示，而是用肉体表白女性的内心、表达女性的思想，其实质就是“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女性重新获得原始力量，获得应有的欢乐、能力、资格与发言权。而“女性言论”又是女性改写自身“历史地位”与获取“女性权利”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女性写作就是以“身体”作为语言，并通过对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从而确立自己的地位、赢得自身的权利。正是因为“身体写作”的另一头连接着“女性权利”，因此“身体”于女性而言不仅是一种欲望的展示、性别的诉说，更是一套沉默而神秘的象征符号体系。诚如卡西尔将“人-符号-文化”看作三位一体的哲学一样，女性主义者也是将“女性-身体-文化”视为一体，正是身体的这种“符号功能”建立起了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主体性”，并通过这种“符号”构筑了一个文化的世界。 　　二、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实践与探索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境内遭遇“尴尬”这一事实，给我们国内的女性文学批评者敲响了警钟。当下的女性文学批评是一味地执迷不悟、将错就错，成为文学批评道路上的“迷途的羔羊”?还是立足本土、关注现实，从中国文化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寻求独具特色的资源与话语?这一艰难的抉择将关系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未来发展之路。 　　当一种“血液”被输入到其他的“母体”时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排异反应，文化和文学理论的输入也是如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环境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屈雅君教授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她从两者的历史背景、意识形态背景、学术背景等三方面分析了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水土”。屈教授认为，西方经典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程先“破”后“立”的运动轨迹显示出她们对男性文学史的批判性和颠覆性，而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从“立”到“破”的路程则使她们的总体风格显得较为冷静温和;此外，两者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滋养也不一样，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反英美“新批评”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却受到显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以及隐性的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的滋养。正是这些本质上的差异使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未能很好地“嫁接”并“移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而也就出现了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上的偏误。 　　由此看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真正有效的范式只能从中国本土、中国语境中去寻找。“女性民俗文学批评”是笔者通过对中国女性文学历史的综合考察，并结合中国本土实际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构想，它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国内的文学人类学、文艺民俗学以及国外的女性主义民俗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女性民俗文学批评”以宽广的学科视角着眼于文学层面的“女性民俗”意义的开拓与构建，对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民俗生命与文学内核有独特的阐释与理解，并以此来剖析女性典型形象的典型性格，从而深化作品的文本、民俗意义。“女性民俗文学批评”既是一个具有性别意义的理论，同时也具备着一定的方法论的意义，在对中国女性文学进行批评时，它弥补了国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不足，以更加民族化、本土化的姿态融入文学批评界，成为一种新兴的“中国式”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式。 　　三、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当代影响及展望 　　“女性民俗”尽管在中国20世纪不同的文学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经历了一系列的文学演变，却依然像一根“芯子”深埋于女性文学发展的内核之中。在这样的文学话语前提下，“女性民俗文学批评”也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从现代到当代过渡的可能。“女性民俗文学批评”是在通过对现当代文学诸多作品中女性民俗的观照、女b性形象的分析中还原历史还原文本，从而建构起这一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方法既吸取了中国本土民俗批评的精髓，又借鉴了国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思路，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