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忠实”命题的元伦理学审视.docVIP

对于“忠实”命题的元伦理学审视 　　引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随着翻译研究走向多视角、跨学科的多元发展，随着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权力话语等后现代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的渗透，翻译理论中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无可置疑的“忠实”命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陷入了有效性与合理性的双重认同危机。对“忠实”的质疑与批判在根本上撼动着二千余年来译界学人们的固有信念，影响着翻译研究这一学科内部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方式，围绕“忠实”问题的反思、变革和冲突正日益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突出问题。人”愿实”命题的性质、意义和功能 　　“在翻译活动中，无论中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忠实”性问题，始终成为关注的中心。它像一条主线，贯穿了整个翻译理论史。从支谦的“因循本旨”，道安的“案本而传”，魏象乾的“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马建忠的“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到德莱顿的“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泰特勒的“将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植到目标语中”，奈达的“从意义到风格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等，尽管表述各异、侧重点不一，但蕴含其中的追求不违原作、忠实原作的信念是共同的。翻译理论史上持续上千年的文质之争与直译意译之争，其争论的焦点最终都落脚在如何更好地再现原文。研究者们借鉴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或哲学研究成果，其研究的旨趣都在于探讨翻译能否实现忠实，如何实现忠实。正如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一书中所言:一切翻译理论都不过是同一个无从逃避的问题的变体，那就是，忠实能够或者应当以哪些方式实现?原文和译文的理想关系若何? 　　“忠实”是翻译理论中的核心命题，在翻译研究史上占据主线地位。那么，这个核心命题是个什么性质的命题，其意义和功能分别是什 “照我看来，在伦理学上，正像在一切哲学学科上一样，充满其历史的困难和争论主要是由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即由于不首先去精确发现你所希望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就试图作答。要获得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自己希望回答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要对一个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我们首先需要对表达这一问题的语言的意义和逻辑性质具有共同的理解。厘清“忠实”命题的意义、性质和功能可以为我们带来清晰的思路和辨明的方向，从而让围绕该命题的批判考察和理论反思沿着概念清晰、逻辑严密、推理有效的方向迈进。 　　且看维抵难的“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慧远的“依实去华，务存其本”，马建忠的“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己”，泰特勒的“翻译应完全摹写原文之思想”。在这里，研究者们用“勿失厥义”、“存其本”、“案本”、“完全摹写”等不同的措辞表述“忠实”，在这些措辞各异的“忠实”命题中均使用了“当”、“应”、”应当”、“善”等价值术语。那么，价值术语““正当，、”不正当，、“善”、”恶”的意义和定义是什么?判断中使用了以上的或类似的术语、概念，那么这些判断的本质、意义或功能是什么”，这是元伦理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作为西方分析哲学思潮中的一股劲流，元伦理学对包括“善”、“好”、“应该”、“正当”等在内的核心价值术语展开了精微而又细致的分析考察，为我们考察含有价值术语的“忠实”命题的性质、意义和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伦理学与语言》一书中，美国哲学家斯蒂文森区分了语言符号的两种用法。他指出，有两种不同的目的导致我们使用语言。一是“描述的”用法，如“氢是己知的最轻的气体”，其目的在于让听者相信这一陈述;二是“能动的”用法，其目的在于发泄感情、产生情绪或促使行动等。在区分语言符号的两种用法以及与之相应的两种意义之后，斯蒂文森指出，“善”、“应该”等价值语言由于在情感环境中长期多次使用而获得了一种唤起或直接表达(而不是描述或指称)态度的能力，价值判断的用途主要不在于陈述事实，而是要施加影响，要鼓励、改变，或者约束人们的行为和目的。在代表作《道德语言》一书中，黑尔引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名言“德性是一种支配我们选择的气质”作为开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道德语言、价值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其功能在于规定或引导行为选择这一核心观点。他指出，“好的”一词的首要功能是赞许，当我们赞许或谴责某事时，总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各种选择;“应当”一词被用于规定，其基本功能不是提供信息，而是规定、建议或指导。他论述道:“人们可以在事件之前(ante eventum)指出:”你应当使用……”，也可以在事件结束之后(post even-tum)指出:”你本该使用……。当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己做的一种行为与我们决定去遵守的那种原则相违背时，我们会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