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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默会及养成的分析 　　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实践过程中，“一切有德之事均由履行某种责任而出，一切无德之事皆因忽视责任而致”。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不断确立和履行责任的过程，社会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维系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精神血脉。社会责任感通常指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对其分内应做的事、应尽的义务所持的关切态度和心理倾向，是社会和他人的客观要求在个人身上引起的主观认识和内心体验。这种认识和体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得来，包括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情感、意志，及社会责任行为。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是大学生成才的前提条件，也是当今高校道德教育的首要环节。长期以来，对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在手段上往往依赖“说教式”的灌输，以单向信息传达为主，缺乏有效互动，忽视学生对社会责任的体验和感悟;内容上侧重于社会责任的规范、导向作用，忽视其塑造、激发作用，结果导致部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淡漠。默会认识论则主张通过环境影响与实践感悟来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方式、手段不为受教育者所明显感知，学生成为“教育主体”，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升华，内化为思想，外化为行动，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责任公民”。 一、社会责任感的默会维度 　　人类的知识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即逻辑思辨性的言传知识和直觉经验性的默会知识。默会知识很难用语言传递和文字传递，其实质是一种个性化的直觉和感悟能力。默会的过程也是心智养成的过程，是个体积极主动地发挥其会意与感知能力的过程。同样，社会责任感是主体基于责任认知和责任判断，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心理平衡，是基于实践基础的默会整合。某种程度上，社会责任感是关于责任的默会知识，体现着个体独特的人格品质、心理倾向及认知特征。 　　社会责任感体现为一种人格品质。精神分析学认为，社会责任感属于超我的人格品质。超我遵循着理想原则，是理想化的自我，是一种经后天教化而成的文化心理机制。超我一方面通过道德典范来确定责任使命和标准，另一方面通过良心来惩罚违背社会责任的行为，使人产生道德焦虑和内疚感。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人格标识，首先是一种“我性”的洞明。被说成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实际是对其人格的否定，即认为其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其次，任何人对社会责任的感悟与体验，都可以视为是一种对“我性”的约束与限制，而这是一种以社会或他人利益存在为前提的自我克制，即社会责任实际表现为一种对“他胜”的趋势，其本质是外在权威的个体内化。当人们说起“这人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对其具有的一种非自利的行为取向的肯定，即克制自身、压制本我而满足他人或社会之正当利益。这时，个体“为自己立法”，将责任嵌入内心深处，使之成为一种道德教条，构成人的修为、修持。因此，社会责任感作为超我的一种形式或功能，是个人素养、修为的外露，以此维持自我之人格。这种超我又同时作为人的一个内在文化裁判和道德法官，通过压抑或批判人逃避自身责任的本能冲动，以此引发出人的内疚情感，从而实现人的道德自律与道德超越。 　　社会责任感属于个体的心理倾向。当社会责任内化为人的体验与感悟后，就会以一种信仰形态或思维形态扎根于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一种默会的“应然”心理倾向。“扶老携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对老人摔倒，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扶”的责任判断。然而，在掺杂可能被讹诈的顾虑后，就进入选择“扶，还是不扶”的责任认知阶段“扶不扶”是认识所关注的，是集中意识;对“扶不扶”的可能结果、传闻、经验等是认识所依赖的，是辅助意识。在人的每个现实的觉察认知里“集中意识”与“辅助意识”两种觉察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着。默会认识是身心相融的过程，主体将经验、传闻、结果等迹象和环节以辅助意识方式整合进集中意识，在二者间形成由此及彼的转带关系，最终达成对于认识对象的关注与把握。“扶不扶”，表面看是社会责任问题，但实质是多种社会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在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老人摔倒讹诈”的传闻时“扶不扶”这种内心犹豫的“实然”状态，出于趋利避害本性的一种正常选择，未必就等于无责任感的表现。可见，社会风气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辅助意识，进而影响着人们对社会责任问题进行判断和推理。社会风气统摄着公众的精神自觉与价值追求，调控着个体对责任问题的心理倾向和行为特征。随着认知经验的积累与道德风尚的重构，最终体现为个体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或意志的发展与变化。 社会责任感表现为个体的认知特征。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形成具有个体性和经验性。波兰尼认为，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把自己的身体视为认知对象，但在把握、评判外部世界或对象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筛选、提取来自对象的信息，还要立足我们生理、心理的诸项机能，并结合作为储存在无意识中的各种以往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同样，具体的生活经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