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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合同案件管辖之程序规范的新展开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就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做了若干新的规定， 尤其有关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的第18条， 可以说是一项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程序规范。本文以《民诉法解释》第18条在司法实务中的理解适用为主要研究对象， 尝试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以下除非特意提示均指2012年修订的立法， 简称民诉法) 和相关司法解释有关合同管辖的程序规范及法理做一点梳理和解说。 　　一、问题的由来与第18条的意义 　　对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民诉法》第23条除作为一般地域管辖内容的“被告住所地”之外，还规定了“合同履行地”法院的管辖。学理上将此规定理解为体现特殊地域管辖的典型之一。自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当事人可选择“合同履行地”管辖以来，如何确定“履行地”就成为合同类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争议频发、法院亦深感处理不易的一个解释论上的难题。为了解决观点多歧众说纷纭而导致理解适用高度不统一的问题， 最高法院先后以“规定”、“批复”、“解答”等多样的形式，对类别情形不同的合同履行地作出了种种的具体解释。到目前为止，此类程序规范条款已积累至数以百计，但仍然未能有效地统合有关“合同履行地”的解释适用。面对此种困境，自然也可以考虑到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即何不干脆删去有关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合同纠纷也都归结到按照被告住所地管辖， 岂不简明清晰? 不过，这样的方案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未能获得广泛的认同。〔1〕看来，管辖地的争议与当事人双方用于诉讼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付出的多寡等利益调整紧密相关。特殊地域管辖的存在，本来就包含着与侧重于保护被告利益的一般地域管辖取得某种平衡的含义，因此应理解为一种相对有利于原告的制度。如果仅仅图省事就从合同纠纷处理中去除有关“履行地”的规定，显然与特殊地域管辖的制度初衷或宗旨相悖。不过在实务中，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的程序操作经常遭遇矛盾乃至混乱的问题依然亟待解决，由最高法院就事论事地随时作出具体解释，作为这些问题的应对方式，其局限性也日益明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民诉法解释》以第18条为主干设置新的程序规范，迈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重要一步。 　　关于第18条的意义及价值，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这个条款意味着最高法院试图运用少数具有一般性的程序规范去统合甚或逐渐取代形式多样内容繁杂的具体解释。“合同履行地”作为民诉法第23条的一般规定，其后的第24、25、27条等条文的规定则可视为对保险、票据、运输等类合同“履行地”的具体化。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还可把最高法院先后发布众多相关司法解释都看作根据不同合同种类确定具体履行地的持续努力。不过，这种解释方法显然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解释确定，《民诉法解释》与被其取代的最高法院1992年《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gt;若干问题的意见》(2015年2月4日废止) 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规定了第18条这样的一般条款。虽然第18条本身的解释构成了难度不小的问题，且同一司法解释中还存在关于具体的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的若干其他规定，但一般条款的设置在解释方法上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改进。其次，第18条的价值或意义还体现于，这项规定可以理解为以程序法原理来整合引领合同案件管辖的一种尝试。同时也需注意，因其部分内容来源于《合同法》第62条第3款， 第18条依然保持了与实体法规范的内在关联。自《民事诉讼法》把“履行地”作为合同案件管辖地以来，就存在着究竟从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的角度来把握这一概念的争议， 与此相应在实务中的适用也发生了种种分歧。根据《民诉法解释》部分起草者所著的解说书，第18条的宗旨在于“以程序法的规定为原则”，但又“结合实体法内容”来确定合同履行地。〔2〕根据这一宗旨，有可能通过合理的解释去逐渐改变学说上和实务中议论百出而莫衷一是的局面。最后，从第18条的条文结构，还能够推导出有关管辖地确定的基本逻辑和大致顺序，把对此条文结构的解释与诉讼的动态过程中确定合同履行地的不同程序阶段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为实际的程序操作提供某种更加明确的指针。 　　虽然在我们看来， 第18条的规定有着如上的优点，但毋庸讳言这种一般规定的解释总是伴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歧义。事实上，全国各地法院自2015年2月5日以后作出的有关合同履行地确定的裁判，就目前能够从网络上检索到的数百件相关文书来看，就已呈现出对第18条的内容存在多种不同理解的状态。〔3〕下文将考察其中所涉及的种种具体解释。不过这种状态本身也意味着给学界提出的一种要求，即应当设法形成或建构某种能够合理解决合同案件管辖地确定的困难、具有逻辑一贯内部自洽的体系性、且又相对简单明瞭，因而更易于得到广泛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