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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文身写满身体的记忆 　　文身的英文“tattoo”，源自于塔西提语言中的”tatau”，意为“在身上划下记号”。约瑟芬·班克斯(Joseph Banks)在探险家詹姆斯·库克1769年的南太平洋航海纪录中(他作为自然学家参与了这次航行)，首次提到这个在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有着重要意义的词汇。而如今被我们当做文化，甚至艺术现象的文身，最开始很可能源自一种医学实践。论据来自于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冰层中发现的“奥兹冰人”。科学家在这具保存完好的青铜时代居民遗体上，发现厂四十多处文身。“奥兹冰人”的文身只是点线的简单组合，这些文身代表着什么?由于缺乏其他资料佐证，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确切答案，但是有一种假设颇为流行:这些特殊位置的图案是为缓解关节疼痛和治疗某些疾病而纹的，作用类似中医的针灸。 　　文身在地中海地区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遭遇到第一次“全面打击”。崇尚自然躯体的希腊和罗马人，很难接受文身，尤其公元四世纪，罗马有了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之后，文身开始作为罪犯的特殊标志使用。787年，教皇阿德里安一世颁布法令，视文身为异教和迷信的象征，禁止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出现。此后禁令被不断强化，终于，十一世纪左右，文身的车轮在欧洲彻底停止下来。 　　说来也巧，从古罗马时代开始，文身就和不列颠岛上的居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罗马战士的文身爱好，很多是在与不列颠人交战的过程中养成的(当时的不列颠武士喜欢将文身当做荣耀的象征)。而文身于欧洲销声匿迹了六百年后，又是英国人再次将“它”带了回来-也许用“他”更合适一点，因为这次出现在伦敦居民面前的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是“ Giolo, theFamous Painted Prince”(“吉奥罗，著名的画身王子”，彼时“tattoo”这个词还未在英文中出现，所以关于吉奥罗的宣传册子上都是用“绘画”来形容他的文身)。 　　1691年9月，冒险家威廉·丹皮尔(W illia mDampier)从菲律宾带回来一个满是文身的奴隶吉奥罗，希望在伦敦靠展出这个奇异的“野蛮人”捞上一笔。伦敦人对吉奥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天不遂人愿，吉奥罗登陆英伦没多久就因感染天花而死。虽然威廉·丹皮尔的发财计划泡了汤，但伦敦人有幸在几个世纪之后重新看到了文身，从此这种为宗教所不容的风俗，总算在欧洲又扎了根。度均匀统一，更重要的是针刺的速度飞快，可达到每分钟一千次，这是任何一个文身师傅都无法企及的高效率。文身机的发明让萨缪尔·奥莱利栖身的且林广场(Chatham Square)迅速成为纽约文身圣地，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萨缪尔·奥莱利死后，他的徒弟查理·瓦格纳和卢·埃尔伯斯共同经营的文身店接过了领袖的旗帜。尤其是受过海报设计培训的卢·埃尔伯斯，他将众多设计绘画技法加人文身制作之中，重新设计了很多文身图样，成了文身艺术历史中无法绕过的伟大实践者。 　　文身机的发明，大大缩短了文身与大众艺术、装饰之间的距离。考究文身在各类型文化中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确立个体的地位与角色，始终是它的第一要务。无论是萨摩亚的成年礼，还是日本江户时代整治“无宿人”(名字被从户籍中删除的人，无法从事正当工作，多是赌徒和罪犯)的“人墨”之法，文身都担当起了“名片”的作用。但自二十世纪开始，文身显示社会身份地位的功能开始逐渐消隐，装饰性的文身开始流行。一方面这与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开始崩溃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新技术也让文身的大众.衰落与辉煌的轮回，二十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子里，文身在美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其间，且林广场的核心地位被康尼岛取代。与此同时，文身师傅们也开始了横穿美国之旅:每一个有军事基地(尤其是海军)的城市里，都能找到文身店铺。在战争岁月里，纹上个代表勇气和胜利的图样，也被视为爱国的举动。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二战的结束居然带走了文身的美好时光。文身曾经的 “反社会”符号形象，给了人歧视的借口。而1961年一场肝炎大爆发，几乎将已经形成规模的文身行业击倒在地。当时的报纸抓住了文身店很少执行严格消毒程序的把柄，大肆报道因文身而引起的血液中毒、肝炎感染和其他疾病。一夜之司，文身变成了“致病”的代名词。在舆论的压力下，纽约市政府要求文身店成立行业协会，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可我行我素惯了的文身师根本没把官员的要求放在眼里，最后纽约政府不得不以公众卫生为由，宣布文身业违法，关闭了设在时代广场和康尼岛上的文身店。文身的公共形象至此跌人谷底。为了生存，文身师不得不离开纽约，将店铺迁至费城和新泽西以求能继续营业。 　　四十年后，我们回望那次文身业的动荡，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场无妄之灾。无论文身具有怎样的艺术价值，如果它要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就几乎注定了无法见容于现代主流社会。由于科学的介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