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明朝皇权的制约因素.docVIP

小议明朝皇权的制约因素 　　明朝自建国起，皇权呈现出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至明太祖朱元璋废相，以及特务活跃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中[1]，皇权走向了绝对化，传统政治走向恶化[2]。但明朝依旧延续了276年，国祚长久，与其他大一统王朝相比，国力、文化、经济、人口等，也不遑多让。皇权绝对化并没有对王朝统治造成太严重的伤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明朝存在着一系列能够有效制约皇权的因素。 　　一、监察制度 　　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仿效前代建立了完备的监察机构，主要包括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从职能设计看，监察机构除了纠劾官员，监察地方，对包括皇帝在内的国家大政决策者也有一定的监督约束权力。监察御史对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直言无避” [3]，六科给事中“凡制敕宣行??有失，封还执奏” [4]便是监察机构对皇权制约的制度性体现。从制度运行看，监察制度确实对全体官员，包括皇帝本人，都起到了监督作用。明太祖朱元璋时，时任监察御史的周观政，曾经值守奉天门，有宦官带一批女乐入宫，被周观政阻止，宦官口称奉皇帝诏，周观政不听，并要求当面奉皇帝诏旨。最后，明太祖朱元璋只好亲自出宫解释：“宫中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对此“左右无不警异者[5] 。”其实朱元璋不过是想请乐师去宫里教授音乐，实在算不上过失。但御史周政观却毫无畏惧地加以阻挠，逼朱元璋收回决定，并亲自出宫道歉。这说明，明朝这套监察制度的确有约束皇权的作用。明初建立的这套监察制度，通过逐渐完善，对陷入恶性膨胀的明朝皇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制约作用[6] 。 　　二、内阁 　　明朝自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仿照宋朝制度设立了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明成祖朱棣简解缙、胡广、杨荣等人直文渊阁，参与机务，“侍天子殿阁之下”[7]，正式设立“内阁”，直至嘉靖十六年四月(公元1537年)，明世宗命造内阁房舍，内阁正式国家中枢政务机构。内阁学士顾问御前，虽依附于皇权，但因应形式，阁权日渐伸展，对皇权起了一定制约限制作用。内阁制约皇权的主要方式是 “ 献替可否，封驳诏旨”。“献替可否”原是宰相的职权，明太祖朱元璋废相后，这一职权实际由内阁继承了。“献替可否”，也称“献可替否”。“献”，就是内阁大学士就皇帝的咨询提出政治见解，“献可”，就是提出的意见取得皇帝的认可而得以施行，“替否”，就是内阁大学士对皇帝准备实行的措施进行谏止，予以驳回。 　　按照儒家学说培养出来的内阁大学士往往自命有责任通过上疏或廷谏，规诲皇帝遵从儒家的经典、历代明君的政绩和皇祖的“宝训”。君臣间也有“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讲学为先务者”的共识[8]，这就为内阁大学士通过“经筵日讲” “启沃圣心”， 影响、制约皇帝的言行开辟了重要途径。 　　三、文官集团 　　明朝文官集团强大，文人士大夫 “邀名”之风盛行，这成为限制皇权的又一因素。文官集团“致君尧舜上”的理想，经常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发生矛盾。面对学识渊博，道德追求高尚，具有宗教般理想的文官集团，皇帝往往怠政的办法，不与文官集团合作，逃避或挣脱束缚，如明武宗游幸无度，明神宗隐居深宫。或者，任用宦官，限制、打击文官集团。宦官干政不符合文官集团的儒家理想，历史教训血泪斑斑。而且宦官往往肆意妄为，践踏法度，百姓一般同情文官而痛恨宦官。自以为掌握了道义，又有百姓的支持，在与皇权和宦权的斗争中，文官集团往往掌握话语权。此外，“邀名”成为文官集团对抗皇权的动力。渴望名留青史的文官认为自己在正义一面，鉴于明代为前朝受冤而死的“忠臣”平反及时，与皇权抗争往往成为名载史册的捷径。如群臣抗议武宗巡幸，跪于金水桥谏阻，前后杖死数十人。大礼仪之争中，世宗数次将大批官员下狱，杖死前后数十人，流放免职难计，但官员仍旧前赴后继。文官集团与皇权斗争，经常看似以卵击石、凶险异常，但实际上，胜利者多是文官集团。明代历史上，心怀废储之心的皇帝如成祖、宪宗、世宗、神宗，在文官集团的努力下，无一成功，便是明证。 　　四、祖宗家法 　　明朝皇室的家法最重要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编纂的《皇明祖训》。《皇明祖训》始纂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内容是朱元璋对其后世子孙的训戒，被后嗣君主奉为“祖宗成法”在明代通行。在《祖训》中，朱元璋总结了自己的治国经验，提出了子孙、宗室和后代必须严守的各种制度及其他行为规范。内容从国家大政到宗庙祭祀，从宫闱警戒到皇帝个人持守，特别是对明朝的职官、亲藩、后妃、宦官等制度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这些制度规定虽有违背，但大致都得到了历代皇帝的遵从。如《皇明祖训》规定禁立丞相，后世虽以内阁暗地行使相权，但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没有自己的印信，皇帝要“躬览庶政”，宁可“委政内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