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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鼠疫初期大流行 　　1941年11月4日凌晨日机在常德投下36公斤鼠疫跳蚤后，关于其攻击效果，《井本日志》的记载是:“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流行”，“11月20日前后，猛烈流行”。日本学者对于《井本日志》的这一记载，认为夸大了战果。因为中国公开的防疫档案记载，从11月12日至次年1月11日，常德鼠疫死亡者仅8人。松村高夫先生在他的著文《湖南常德细菌战》中说:“日军对于上述鼠疫流行的观察，是不准确的，是出于主观愿望的夸大其词。”吉见义明先生在其著文《常德的鼠疫攻击》中也说:“日军这一判断是根据中国方面大规模的防疫行动而作出的，可以说流行情况是被夸大了。”但是，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形来看，《井本日志》的记载是准确的。当时正式的防疫档案记录下来的病例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染疫死亡者并未被记录下来。当时广德医院谭学华医师说:“11月9日听说城内街道上常有死老鼠出现，11月10日至11日又听说城内有多人死于急症，发高烧及瘀癍等，于1-2日内死亡。”当时广德医院汪正宇化验师说:“11月11日，有多人传说城内某地一带多有死鼠发现，和急症病人在起病后一两日内即行死亡!” 11月12日，官方已知的第一例鼠疫病人蔡桃儿出现，早上由其母亲送至广德医院求诊，谭学华医师接诊了这位12岁的女孩，当时已高烧、神智不清，经抢救不治于次日上午死亡。至14日，又有3名鼠疫患者死亡。蔡桃儿死亡后，城内出现大量的患者，但他们都没登记在官方的防疫档案中。当时曾任常德防疫处副处长的邓一韪先生撰文这样说:继蔡桃儿无辜死亡之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不及医治而死。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十人以上，传染极为迅速，一人有病，波及全家。……疫势严重地蔓延，市民们谈鼠色变。我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到一份当时重庆军政部军医署的文件，这是1941年12月2日军医署召集重庆各卫生部门和卫戍司令部官员召开的名为“陪都防制敌机散布毒气及病菌会议”的会议记录。该记录说:本年11月4日，敌机在常德掷下带有细菌之碎布及谷麦等物。11月12日常德即发现鼠疫。据报，至该月19日止，民众感染者已有55人。现经检验证实确系鼠疫，颇为严重。11月21日并奉蒋委员长手令，饬知应特别注意研究常德等地鼠疫……从速防治。……鼠疫现已在湘省流行，目前川湘交通频繁，陪都方面亟应预为准备，以防万一。此则档案文件告诉我们，当时常德地方当局向重庆中央政府报告的常德真实的鼠疫情况是:日机11月4日投掷细菌，至11月19日，半月时间内，造成了常德“民众感染者已有55人”的“颇为严重”的局面。为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11月21日指示要对常德鼠疫“从速防治”;并陪都重庆也要“预为准备”，防止敌人投毒。因此，《井本日志》记载的常德鼠疫“11月20日前后猛烈流行”，是当时真实的历史状况，并非“出于主观愿望的夸大其辞”。如此准确的情报，说明日军在常德安插有奸细。联系《井本日志》说11月4日袭击常德的日机起飞前曾得到“目的地方面天气良好的报告”来看，日军有奸细在常德是十分肯定的。常德鼠疫当时只有8人死亡的档案，一是陈文贵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另一是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此二份报告书是当时中国政府用来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在华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医学调查材料，因此它只求“确证”，而不求“数量”;甚至压低“数量”，以免长敌人威风，而造成我社会民众之恐慌。六、常德鼠疫1942年春季大流行蔡桃儿11月13日死亡后，疫情向重庆呈报。常德的医疗部门也紧张行动起来，当时广德医院(100张病床)、县卫生院(没有病床)和驻常德的红十字会救护二中队的医生们随即投入防疫。11月16日，卫生署派遣的防疫队到达常德，11月18日湖南省卫生处防疫队也赶到常德，还有军政部也派来了防疫队，11月20日成立“常德防疫处”，开展积极的防疫工作。 　　当时采取了如下主要防疫措施: 　　(1)设立隔离医院收治病人和隔离疑似病人; 　　(2)对全城军民(当时有驻军4000)进行预防注射; 　　(3)对疫区街巷以军警封锁，控制消灭疫情; 　　(4)建立疫情报告监控制度和实行交通管制; 　　(5)设立火葬炉，鼠疫病人尸体一律火化; 　　(6)在全城开展灭鼠灭蚤，组织防疫卫生清扫。在防疫部门的努力工作之下，也因为寒冷的冬季对鼠疫的抑制，到1942年1月至2月间，常德的疫势有所缓和。但对于暂时“缓和”的疫势，外籍专家伯力士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1)此前流行的鼠疫，其疫源主要是日机投撒的跳蚤对人叮咬所至; 　　(2)日机投下的跳蚤此后将潜伏于当地老鼠身上，待冬季过后，常德可能爆发大规模的鼠间鼠疫，然后引发人间鼠疫再次大流行。伯力士密切关注着常德的疫情，他解剖大量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