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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历史哲学探讨 　　1.历史的自由与必然 　　康德首先认为，历史，即人类的行为，总是被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而与之相关的历史学的任务，则是叙述这些行为，叙述这些表现。并且历史学始终具有这样一种倾向或曰意志，即致力于揭示出这些行为存在着一种合规律的进程，并且同时试图揭示这种规律本身。这一点被康德于此文中的“命题一”直接表述:“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T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即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包含人类社会自身的产生在内)之所以成为现存的被人们所认知的这种样态，是因为它只能必须是这种样态，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来讨论这个问题。换言之，历史的进程，是由自然律所决定的，它是有目的的，并且历史自身也在朝着这个目的而发展。 　　当康德对历史是什么做出如此的断定的同时，就必然会面对如卜几个问题:历史既然是有目的的且被决定的，则历史就是必然的历史，人类作为整体的种种行为也就是必然的行为，那么人的自由何在。历史既然是有目的的历史，则是否意味着，人类历史是有所终结的，是存在一个终点即目的地的。第一个问题的困难在于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关系。如果承认历史是必然的，那么一切人类行为将都如同写好的剧本在舞台上被照本宣科一样将毫无意义，人类将失去人类的尊严。第二个问题的困难在于时空关系的处理上。如果人类历史是有终点的，那么时问是否也同时被终结了。康德自己也明白世人必然有此一问，从而以其独特的方式予以角军答。 　　康德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将自由与必然在上帝那里统一在一起。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为自然世界，亦即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立了法，因此自然世界就必须遵从自然世界的必然的法则即自然规律。而上帝又创造了人类的、或曰人文的世界，上帝也就为人文世界，即我们人类可以自由行为的能力即自由本身立了法。但这个人文世界的自由的法却和自然世界的法不同，它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正因如此，人才可以既有做善事的可能，也有做恶事的可能。康德对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是建立在他对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区分的基础之上的。自然世界是必然的，所以它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人文世界是自由的，所以它是可以并且事实上是由人做出选择的。正如神学家在面对世人对伊甸园传说的洁难的回答一样，康德对人文世界何以是自由的做出了几乎别无二致的解释。上帝一旦完成了对人的创造，即把自由赋予了人，所以人就不可能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人事实上是被迫抛入这个世界的，人也是被迫自由的。 　　人有着选择的自由，但在具备自由选择的这种能力上，人却是被迫的。即人是非自由不可的，不自由是不可能的。人既然只可能是自由的，所以人文世界的历史就是自由的人所建立创造的自由的事业，历史是自由的历史，并不存在先天注定的非如此不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这是康德对人类历史决定论、宿命论的直接有力的回击。与此同时，自由的人文世界是不能与必然的自然世界割裂开来的，人文世界也得是在自然世界中进行，因此理所应当地受到自然世界的必然性的制约。但同时它又来自于自由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创造，所以它也是人文的、自由的历史，而本质上不是自然的、必然的历史。由此，康德对历史的自由性以及必然性做出了区分与断定，自由与必然在人类历史这里形成了统一。 　　2历史描述与后见之明 　　在了解了康德的历史观之后，我们顺理成章地会将思绪过渡到对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上。如同康德所说，历史学的工作，是对人类行为进行描述。尽管历史学自身具备体现这些杂多的历史材料之问蕴含的规律性的倾向，却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彰显这种规律性并且直接揭示规律。与历史的规律性相关的部分，只不过是历史学由于其研究主体自身的特点所具有的副产品，历史学的任务始终只是单纯地描述历史材料。 　　明确了历史学的任务，就需要进一步对历史学的研究主体进行考察。严格来说，历史学是无法完整地展现广义的人类历史的全貌的。由于历史学是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学科，其研究必然受限于经验自身，经验是无比境且无法被穷尽的，因此历史学就无法将全部历史材料都予以描述。实际上作为一个具体学科的历史学，其研究主体只是人类历史的极小一部分的零碎片段，其中除出土文物可以称之为是绝对客观的材料之外，任何以文字为载体的史料，其自身都已是对人类历史的转述，历史学对文献的研究，也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的二次转述。由此，足见历史学研究之困难，以及作为具体学科的历史学，其立足之根基之不稳。 　　此外，历史学研究方法也同样受制于康德所阐明的历史以及历史学。其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何完成纯粹客观的、不偏不倚的描述以及这种描述的实质究竟为何。另一方面，也在于研究者所应当秉持何种基本立场去进行历史材料的研究，即“先见之明”与“后见之明”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