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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的史料及方法探究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都与中国的乡村历史密不可分，乡村因此也成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国内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乡村研究大都局限于宏大的农村政策史研究。这种研究往往以革命叙事的方式聚焦于党和国家主导的农村政治、经济变革，它为我们勾勒出了当代中国乡村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这对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不无裨益。然而，这样一种传统史学呈现的历史图景并非是当代中国乡村历史的全部图景。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更加丰富的史料，能够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乡村历史的复杂性将会重新被发现，隐藏在政策背后的人的历史，将会通过他们的话语和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现出乡村政治、经济变革与农民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和张力，这样一种互动与张力。正是乡村历史的真实性之所在。 　　借助我对湘北塘村三年多的实地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当地县志、报纸和档案资料的广泛搜集和整理，本文以建国前后湘北塘村的妇女历史为例，略谈几点关于当代乡村历史研究的史料和方法论问题。 　　一、文献分析的再审视 　　中国历史研究向来倚重于文献史料，或把零碎的文献整合在一起再现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事实，或根据文献史料对历史作进一步的释读。这样一种传统的研究框架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架构，即我们的研究往往从对文献的分析开始。然而，即便是这一基本的史学研究方法，也因历史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领域，文献分析就有广度和深度两个最基本的要求。 　　一是文献史料搜集的广与全。张注洪教授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一文中列举了当代中国文献史料的十种类型:文件和档案、文集和文稿、报纸和新闻稿、定期刊物、纪实和回忆、文献资料汇编、地方史志、史学史资料、国外史料和史学史资料、批判研究资料。在进行当代中国乡村研究时，需要搜集和整理的并不只是以上所列文献中的一种，而是多种文献史料的有机结合。以我所作建国前后湘北塘村的历史考察为例，所涉及的文献史料就有湖南省档案馆档案、塘村所属县史志档案局档案、县志、县地名志、湖南各县区域志、《人民日报》、《新湖南报》、《湖南日报》、《长沙日报》、《长沙晚报》、《长沙文史资料》以及《土地改革参考资料选辑》、《湖南党史大事年表》等多种类型的文献资料。所谓穷尽史料，首先需要的就是对文献资料的广泛占有。单纯依赖同一类型的史料，无论是报纸期刊、档案资料，还是地方史志、资料汇编，它都只能为我们提供单一的研究视角，而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研究，我们既需要了解国家的宏观政策，也需要知道省县各层面对中央政策的落实和应对情况。因此，再现乡村历史的实态，首先需要搜集和整理来自国家和地方的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搜集和整理史料的过程中，还应该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适当地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例如对当代乡村妇女历史进行专题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以及相关的妇联档案。某一与妇女相关的历史现象，可能需要到专门的妇女史料之外去寻找答案。众所周知，合作化运动期间，我们国家的农村妇女第一次大规模地参加了农田劳动。针对这一历史现象，如果仅仅局限于相关的妇女史料，就只能看到妇女参加农田劳动与妇女解放的面相，但我们如果将史料拓展到农业生产方面，我们就会发现为完成国家制定的过高的粮食生产指标，也是导致1956年以后妇女大规模参加农田劳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原因在妇女参加农田劳动方面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妇女解放本身的诉求。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要在已有乡村研究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就不能画地为牢地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史料范围内，历史的复杂性需要到复杂多样的文献史料中去寻找答案。 　　二是文献史料鉴别与分析的深入。充分地占有史料只是进行当代中国乡村研究的第一步，要充分地运用搜集和整理好的资料，就必须与文献保持应有的距离。报纸、档案等文献资料，为我们了解国家政策对当代中国乡村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但我们在利用这些史料时也必须对此有所反思，文献史料描述的乡村历史并不一定就是乡村历史的全部，文献史料对历史的评价也不一定是对历史的最公允的评价。如土地改革后中南地区广泛存在的“李四喜思想”，《新湖南报》等当时的报纸就将其描述为是农民狭隘、自私的表现，但如果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我们就会发现当时乡村干部广泛存在的松气思想，也反映了农民自身对生活的追求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今天我们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考察时，就必须做到“同情的理解”，不能简单地将文献史料对“李四喜思想”的评价当作我们应该对“李四喜思想”的全部评价。 　　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文献史料进行比较分析，也是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