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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形式逻辑是刑法立法正确的工具性科学研究 　　犹如弗莱彻教授在评述《模范刑法典》时所指出的，该法典有些条款并不具备内在逻辑性，我国现行刑法典有些条款同样也不具有内在逻辑性。而刑法典自身的性质，“要求刑法学应当是最精确的法律科学。关于这一点，现在恐怕不会再有疑义了，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含糊的刑法无异于否定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否定刑法存在的价值。……很难想象，一个不严谨、不精确的思维方式能够产生和支持一部严谨、精确的刑法。”严谨、精确的刑法来源于理性，“理性，是法律的生命。……理性当然就是逻辑。”林邦瑾先生曾说，“逻辑科学是任何学科的先行基本学科。”刑法立法是一门以逻辑科学为指导工具的科学，基于刑罚制裁的严苛性，更是决定了这门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 　　一、当代形式逻辑是刑法立法正确的工具性科学 　　逻辑科学分为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等流派。为区别于传统形式逻辑，本文将龚启荣教授在传承传统形式逻辑的朴素唯物论之精髓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论为哲学指导思想发展而来的能够从已知推出新知的客体逻辑称为当代形式逻辑。在这些逻辑分支中，数理逻辑、传统形式逻辑自身的诸多不足决定了它们不能成为刑法立法的工具性科学。 　　当代形式逻辑有完备的能够清晰刻划客观世界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的符号语言系统。指谓客观世界的事物或者规律的当代形式逻辑的符号语言能够避免刑法立法语言中的同义或者歧义现象，有助于我们进行更简明、精确的逻辑演算。当代形式逻辑的符号语言有助于我们对刑法立法语言进行语义研究、语构研究和语用研究。其中，刑法立法语言的语义学研究，对符号语言所指谓的、为立法语言所反映的刑法立法中客观对象的逻辑结构或者逻辑规律的研究; 刑法立法语言的语构学研究是对指谓刑法立法中客观对象的符号语言自身的排列结构和变形规则的研究; 刑法立法的语用学研究是对以语义为中介的互相定义的符号语言和立法语言的互相转换的研究。刑法立法的语义学研究是根本，语构研究和语用研究服务于语义研究。刑法立法的语构研究最终是为了清晰、透彻而又完备、无误地进行语义研究。刑法立法的语用研究是为了沟通立法理论和立法实际，使语义研究深深根植于和立法语言密不可分的刑法立法实践，并将语义研究成果应用于刑法立法实践，不断提高我们的刑法立法技术水平。总之，当代形式逻辑“一方面坚持传统形式逻辑作为真正逻辑科学的深刻正确的主导思想，一方面向正统数理逻辑借鉴清晰严密的数学方法，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去处理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的普通逻辑思考中的逻辑问题。”当代形式逻辑是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深入细微、清晰透彻能够正确指导刑法立法的工具性科学，是发展了的能够指导刑法立法的正确的科学工具论。 　　二、定义、划分、概括、限制是明确刑法概念的逻辑方法 　　斯大林说过: “为了避免发生混乱，我们必须预先确定我们所运用的概念。”列宁也曾说:“要进行论争，就要确切地阐明各个概念。”要确切地阐明各个概念，就要确切地阐明各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刑法制定中，只有阐明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赋予刑法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立法机关在《刑法》第五章运用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对一些刑法概念予以了明确: 　　1. 定义 　　明确刑法概念的首要方法是给概念下定义。下定义的实质是揭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共仅属性( 共同仅有属性) ，以便将此刑法概念与彼刑法概念区分开来。给刑法概念 s 下定义应当遵循三条规则: ①以揭示概念 s 的内涵而确定其外延为目的; ②不得循环，即在定义概念 p 中不能再次出现被定义概念 s; ③在逻辑结构上，s( x1，x2，…，xi…，xn) 是 p( x1，x2，…，xi…，xn) 的充分必要条件。例如，《刑法》第 97 条给刑法概念“首要分子”所下的定义是: “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立法机关揭示概念“首要分子”的内涵( 共仅属性) 的目的在于确定该概念的外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关于“首要分子”的刑法条款; 定义概念( 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中不包括被定义概念( 首要分子) ; 如果 x 是 s“首要分子”，那么 x 是 p( 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 而且，如果 x 是 p( 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那么 x 是 s“首要分子”。当然，刑法立法既要重视定义在明确刑法概念中的作用，又不能迷信定义，一切从定义出发。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就刑法立法而言，要深入实际，充分调研，要结合具体国情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制定、修正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