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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约谈制度的问题及法治化进程探析 　　行政约谈是近年来在价格管理、税收征管、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监管领域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新型而富有成效的行政措施。可是，行政法学界却对此关注不多，相关的研究成果极少，而现行的行政约谈制度中却又存在诸多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如违法设定法律责任、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等，确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一、行政约谈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一)行政约谈的界定 　　行政约谈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在其职权范围内，针对所监管的行政相对人出现的特定问题，为了防止发生违法行为，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与行政相对人进行沟通、协商，然后给予警示、告诫的一种非强制行政行为。行政约谈实现了行政监管方式由事后处罚打击向事前服务监管的转变，有利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行政约谈主要有沟通、警示、防范功能。在约谈中，行政相对人对约谈事项有关情况及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说明，让行政机关了解情况;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讲解相关法律和政策，帮助约谈对象制定解决方案或提出整改措施，并警示约谈对象。行政约谈有助于强化约谈对象的法律责任意识，督促其加强管理，防范危险事故和违法行为的发生。 　　由于约谈不具有强制性，其效力又如何呢?强制力和实现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强制力只是实现力的一种而已。行政约谈缺乏强制力并不妨碍其实现力的存在。行政约谈具有通过沟通、警示等非强制手段实现行政监管目的的可能性，也能有效地减少行政监管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主体的对立冲突，最终实现行政监管效率的最大化以及行政监管成本的最小化。约谈对象一般能认识到约谈主体的行政权威而接受预约，而且在实践中，约谈对象也会因为希望了解约谈主体的信息和意图，希望得到约谈主体的后续帮助而积极参与约谈。约谈结束后，约谈对象一般能够按照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否则，会遭受更为严厉的监管。尽管如此，行政主体也不能把行政监管目的的实现全部寄托于约谈之上，约谈不成或约谈没有达到目的，就需要启动进一步的行政检查等程序，促成行政监管目标的实现。 　　(二)行政约谈的理论基础 　　行政约谈的产生既是现实的需要，更依赖于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只有在严密的理论支撑下，行政约谈制度才具有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1.行政民主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推动了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实践也呈现出了民主化趋势，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民主的因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公民又逐步拥有了可以实现自己一些权利的条件，于是要求参与一些行政权力的直接行使。民主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公民参与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不仅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将成为新的行政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和民主判断标准。公民参与行政，使得公民的自主性和参与权得到充分尊重，体现了公民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主体性，有效地保障了公民参与行政的权利，凸显了行政机关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由行政机关和公民共同创造的对话、合作的新型行政法律制度，必将促进行政的民主化、理性化和规范化，提升行政活动的公开、公正和效率。 　　2.公法与私法融合的理念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不仅是一种学理的分类。随着公民个人权利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在一些领域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已经突破原来的观念而形成平等的法律关系。原来属于行政领域的事务现在已能由公民个人自行解决，政府则不再进行管理，实现了公法法律关系向私法法律关系的转变。公私合作的理念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可以通过合作、协商方式完成行政任务，达到行政目的。这必将促进行政活动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即行政活动方式由传统单一的命令与服从，走向命令强制与沟通合作并行。实际上，服务行政、合作行政趋势已不容逆转。 　　二、行政约谈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行政约谈制度存在的问题 　　1.违法设定法律责任的问题突出 　　在现行行政约谈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无故不参加约谈或没有认真落实约谈要求的责任者设定的法律责任涉嫌违法。如《贵州省安全生产约谈制度》《江苏省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试行)》中都规定，对无故不参加约谈或不认真落实约谈要求的单位和个人将进行通报批评。“通报批评是行政机关将对违法者的批评以书而形式公布于众，指出其违法行为，予以公开谴责和告诫，以避免其再犯的处罚形式。”我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没有把通报批评明确规定为处罚的一个种类，但是《行政监察法》第44条，《传染病防治法》第66-71条，却都明文规定了通报批评这种法律责任形式。特别是在当今的网络信息时代，通报批评有时具有比其他处罚形式更为严厉的处罚效果，例如，对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