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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路径 　　一、现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法律规定的解读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它反映了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曾说过：“行政法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法律变化迅速，变化总趋势是逐步放宽对原告资格的限制。”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的标准也经历了一个由窄到宽的过程。我国以往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主要集中在198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及200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的条文中(《行政诉讼法》第24 条、第41 条条，《若干解释》第12 条，第13 条)。2015 年5 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已经出台，本文结合新旧法条文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通过解读立法本意，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的标准。 　　(一)关于“行政行为”的一点解释 　　不论是曾经的《行政诉讼法》还是《若干解释》，在原告资格认定标准上都有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的限定。这说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产生的前提，即原告所受的权益影响必须是由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引起的，属于受案范围是确立原告资格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对于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具体行为引发的侵犯合法权益的争议，任何主体都没有取得原告资格的可能性。最新的《行政诉讼法》第25 条对此进行了修订，即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把“具体行政行为”改为了“行政行为”，这一修订的意义，不仅把因抽象行政行为受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纳入到了原告资格中，同时也在暗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再局限于小范围中，而是向更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趋势上靠拢。 　　(二)“侵犯合法权益”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标准并存的分析 　　这两种表述也是学界划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即“合法权益标准”和“利害关系人标准”两个阶段的主要依据。但是，这样的表述常常给我们一种错觉，即在分析原告资格时完全用后一种标准取代前一种标准。 　　笔者认为，在分析原告是否适格问题时，可以综合这两个因素进行考虑，两个标准并不是排斥的关系。在双方法律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只存在双方主体不存在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下，行政行为侵犯的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第三方法律关系即有利害关系人存在的情况下，侵犯的是相对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可以吸收“合法权益标准”的。在分析行政主体和直接相对人这对概念时，宜选择适用前一个标准。这里笔者将就原告资格设定的两个标准进行具体分析。 　　1. 合法权益标准之分析 　　首先，关于“合法权益”的理解问题。马怀德教授认为，合法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事实上扩大了对旧《行政诉讼法》“权利”的理解。使得“权利”不再局限于受案范围所规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扩大到诸如知情权、相邻权等权利。 　　其次，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新的《行政诉讼法》仍然只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有权提起诉讼，对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具有原告资格。例如沈某诉浙江省桐乡市国税局行政不作为案。沈某知悉某建材厂偷税逃税行为，便署名向桐乡市国税局举报，但国税局久久未予回复，沈某便起诉状告国税局行政不作为，后被桐乡市人民法院以原告资格不适格为由，驳回起诉。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沈某和桐乡市国税局的关系并不受行政法的调整，该案中沈某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受到侵害，而国税局的不作为也未对沈某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故沈某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资格，法院依法驳回沈某起诉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是合法的。但是这种公共利益的合法权益谁来维护，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2. 利害关系人标准之分析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理解均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若干解释》第12 条规定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到底是“法律上保护的利害关系”，还是“法律上应当保护的利害关系”。所谓“法律上保护的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的权益属于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内的实证法明确予以保护的范围内。所谓“法律上应当保护的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可以期望通过诉讼得到法律保护的利害关系。权利有三种存在形态，即应有的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这三者之间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层次关系，三者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上述的两种分歧，就是从这三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