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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思想史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具体而言，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一　“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观念史 　　对于近2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深刻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念转变，是“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以及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度支配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元化线性史观开始为研究者所反思并逐步得到修正。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思想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理念与传统价值之间复杂关联的深度阐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大致来说，“多元现代性”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逐步确立，包含学术界对于以下两个认识论意涵的接受。 　　第一，过往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进程。实际上，近20年来的思想史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探寻与实践，不应等同于对历史上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包含多重意义、有其自身种种面相的“复数”概念。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②。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许纪霖、陈达凯组织国内部分人文社科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可以视为对这一观念演变的起点之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首先改变了将启蒙看做是一个光明的解放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启蒙的内在限制和压抑的性质。其次，不是将现代化看作是一元单线历史目的论的产物，而是将其置于多元的空间关系里面加以理解。这样的多元现代性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的空间。”① 　　第二，“多元现代性”理念提示思想史研究者，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尝试“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议题源自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②引发的反思。该书试图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柯文提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而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如“四书五经”)、价值观念(如“天下”观念)、信仰形态(如道教、佛教)，在研究者重审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时，其角色、定位与意义都发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转化。比如，郑大华就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进的③。这足以解释，为何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虽然只是对于晚清小说的专业描述，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同样引发广泛深远的反响④。可以说，如何立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当思想回归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而非今人的“后见之明”，近代中国研究中一系列似有定论的观念，开始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相。比如，关于“民族、国民与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想象、体验与言说，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进程的核心议题。许纪霖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沈松侨的《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罗志田的《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沙培德的《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杨芳燕的《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等论文⑤，都谈到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政治与文化危机的产物。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传统汉族的族群中心意识的影响。同时，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