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docVIP

探究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 　　史德既属于史家修养范畴，又对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故也可视为历史编纂学着力探讨的理论范畴。历史编纂学追求的历史真实和历史善性，都有赖于史学家“史德”、“素心”的涵泳，而历史编纂的语言和技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史家的“史才”，但实质上观照的是史家的“史德”，究其原因在于如果“著书者之心术”不正，没有史德，不辨主观客观，便不能如实反映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难免成为“秽史”。真正的史家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史德能催生出学术的永恒，学术永恒的追求也可以规范、造就纯正的史德。史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史书编纂的优劣，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对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 　　一、古代史家对“史德”的标揭和阐释 　　近代以前，“史德”范畴系古代史家所着力探讨的史学问题，史德的学理内涵以及史德在史家素养、史学撰述中的位置等问题引起古代史学家的关注和讨论，并逐渐系统化、学理化和抽象化。从刘勰倡“素心”开始，中经刘知幾的发覆，再经明代叶盛、胡应麟倡导“心术”、“公心”与“直笔”，“史德”说由前期依附于“史家三长”逐渐独立，并由前期具象化的叙述演变成更关注“史”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诉求，其学理抽象的意味更浓。迄至清中叶，章学诚首次系统而深刻地论证“史德”，并系统阐释“史德”的内涵与修养方法、文人之“史德”与史家“史德”的差别等。应该说，章氏对古代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的“史德”奠定理论基础和学理内涵作出了重要贡献，即在批评地继承前人有关“史德”论述基础上作了有益的抽绎和总结，但他论证“史德“的逻辑是从儒家的思想里汲取资源，且强调史德即尊君，心术即名教，史德须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心术须以名教之标准为标准，故章氏的“史德”未能摆脱“名教”的羁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梳理古代史学时提出了“素心”说。这表明，他已经注意到了史书撰著过程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认为作为主体的史家应该以儒家之“理”作为衡判史家品德优劣的根本标准。他说:“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 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刘勰的“素心”说主要是从著史的原则“理”、“道”和著史的态度“求真”的角度立论的，这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幾首次系统地梳理和解读“史德”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史家素养的视角，具有较强的启迪价值。刘知幾对撰述史事的史家人格非常重视，他认为: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 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这显然是从儒家道统的角度展开立论的。他还在回答礼部尚书郑惟忠“文士多而史才少”的提问时进一步阐释了“史德”的重要性:“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他是从“史家三长”的角度自然延伸到史家“史德”的追寻，这样“史德”与“史识”之间产生隐喻式的联系，障碍了刘知幾对“史德”内涵的深层次探求。白寿彝曾指出，“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幾史家素养论的核心，也是其提出的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 　　随着宋元史学义理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快，明代史学家认为，史家素养仅仅有“三长”已经不够了，还应增加“心术”，其中有代表性的史家当推叶盛和胡应麟。明代史家接续元代揭傒斯的“心术”说。叶盛在其《水东日记》中专门有一条札记《史官以心术为本》，内云“揭文安公尝论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而杨文贞公亦云: 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苟出于私意，无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然则修史者，又必有揭、杨之心之才而后可”。此后，“心术”说在中晚明学者不乏响应者。明代学者意识到“史家三长”说有疏略缺漏之处，并以建设性的眼光来衡估史家素养。对“史德”问题学理化的史家应属于胡应麟，他提出，“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 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公心”与“直笔”虽是借用传统历史编纂的思想资源，但胡氏上升到学理层面的探讨，对“史德”问题的总结是有重要价值的。 　　章学诚首次系统而深刻地论证“史德”，其贡献表现在正式将前此史家着力探讨的史家素养凝练为一个固定的范畴“史德”，并系统论述了“史德”的内涵，加深了人们对这个范畴的理论认识。他认为，“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一人不能兼，而咨访以为功”，同时强调:“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更为突出的是，他在“史才须有三长”之外提出了“史德”问题，认为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犹未足以尽其理”，“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何为“著书者之心术”? 其“心术”接近胡应麟所说“二善”:“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