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如何走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论题研究的困局.docVIP

探究如何走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论题研究的困局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的学术研究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而且研究视野也空前阔大，许多前人没有涉足的领域，我们今天都涉及了。不过，另一方面也不可讳言，在大量的前人所未涉足的空白不断被填充的同时，也有不少传统论题被渐渐淡忘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状，其主要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认为这些传统论题大都被解决了; 二是认为那些没有解决的论题，由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有限，因此也是很难再深入下去的。然而，如果把前人有关这些传统论题的探讨加以梳理，将不难发现: 其实有不少我们以为已被解决的论题，或者说已有定论的论题，前人的论证却是十分薄弱的。也有不少我们认为文献材料有限，已不可能得到明确答案的论题，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认真加以分析，其内在奥秘也是不难察见的。那么，如何使这些论题的研究深入下去，以打破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论题研究所存在的停滞不前的局面呢? 由于这一问题涉及面太大，对于论者的理论素养、知识储备要求也极高，所以笔者这里只拟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例，谈一点个人粗浅的看法。笔者认为要想走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论题研究的困境，我们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四点。 　　一、旧文献新利用，对前人在一些文献材料上的不当看法进行大胆纠正 　　譬如在对“‘诗言志’观念产生时代”这一论题的探讨上，对于《今文尚书·虞书·舜典》里的“诗言志”的记载: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尧典》、《舜典》皆系后世伪托，产生的时代较晚，因而“诗言志”观念的产生时代也应是较晚的。针对这一看法，笔者认为: “诗言志”这一观念出现的早晚，与《尧典》《舜典》的写作时间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即使《尧典》《舜典》真为西汉人所作，“诗言志”这一观念也应早就存在，只不过直到《尧典》《舜典》成书时，才得以“诗言志”这一规范表述明确记载下来罢了。说“诗言志”这段文字定形于战国或战国以后则可，说“诗言志”这一诗学观念产生于战国或战国以后就不恰当了。十分明显，经过这一辨析，那种根据《尧典》《舜典》的产生时间来确定“诗言志”观念的产生时间的做法自然也就无从立足了。 　　再譬如在对“‘兴观群怨’究系何指”这一论题的探讨中，对于《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这句话，有很多学者都喜把它读为: “以乐语教国子: 兴、道、讽、诵、言、语。”这样，就把“兴道讽诵言语”看作了六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句话的真正句读应该是: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 讽诵、言语。”再具体说，也就是所谓“乐语”即配乐的歌词，也即诗。“兴”即兴托，也即托诗言志。“道”即道说、谈论。“以乐语教国子兴道”，其意即以乐曲所配之诗教授国子，使他们学会以托诗言志的方式进行交际。“讽诵”即断章赋诗。“言语”即论述引诗，也即托诗而言、托诗而语。二者在表现形式上虽有不同，但是不管是言语引诗还是断章赋诗，两者都是托诗而道，在这一点上二者则又是完全相通的。正因如此，所以《周礼》的作者才将“兴道”一分为二，划分为“讽诵”“言语”两种形式。十分明显，作这样的解释，不仅可以避免前人将“兴道讽诵言语”一分为六的烦琐和无据，而且也与孔子的“兴观群怨”联系了起来，使我们由此对孔子的“兴观群怨”理论的具体含蕴又获得了一个更深切的认识。 　　再譬如在对“孔子是否有删诗之举”这一论题的探讨中，面对《论语》中也出现有逸诗的现象，有不少学者都认为如果《诗经》由孔子删定，《论语》之中就不会出现逸诗。对此，笔者认为《论语》之中虽有逸诗，但是只有1 首，并且从这首逸诗所在的原文看: “‘棠棣之花，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孔子对这首诗完全持的是批判态度。这不仅不能说明孔子未曾“删诗”，而且还恰恰证明由于孔子对这首诗所表述的观点有异议，于是遂把它删除了。十分明显，以《论语》之中出现了1 首孔子所否定的逸诗为据，就从而认定孔子未曾“删诗”，这样的论证逻辑也显然太片面了。 　　再譬如在对“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及其心路历程”这一论题的探讨中，对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这一阶段在扬雄、班固等士人身上所出现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明哲保身”心理，有不少学者都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受儒家忠君、中庸思想的影响而导致的怯于反抗、懦弱苟且的卑微人格的表现。而笔者认为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明哲保身”心理，乃是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这一阶段儒学真正获得独尊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因为受儒家尊重知识、尊重经典的思想指向的鼓舞而导致的对于自我角色、自我地位重新反思的结果。更准确地说，也就是这乃是知识分子人格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