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清初鲁之裕的《台湾始末偶纪》.docVIP

探究清初鲁之裕的《台湾始末偶纪》 　　清代道光年间，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政》收录鲁之裕《台湾始末偶纪》。1972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的《台湾文献丛刊》第216种《台湾舆地汇钞》再从《皇朝经世文编》转摘该文。上述两种资料所录鲁之裕《台湾始末偶纪》内容大致可分为台湾地理形势、台湾建制沿革、台湾海防及贸易状况三部分。 　　经查，鲁之裕《式馨堂文集》(十五卷)收录于《四库禁毁书丛刊》，《式馨堂文集》卷七即收录《台湾始末偶纪》和《台湾又纪》。校勘后不难发现这两份资料正是《皇朝经世文编》所录文献之来源，只是，贺长龄在辑录时将两份资料进行剪裁，整合成一篇，并取《台湾始末偶纪》为题。鲁之裕原著《台湾始末偶纪》被节略之后半部分，主要涉及康熙年间台湾三起“民变”以及鲁之裕的治台观点。《台湾又纪》几乎全文照录，只是略去最后一小段鲁之裕的议论。在鲁之裕原著《式馨堂文集》难于查阅之时， 《皇朝经世文编》摘录本也不失为一份有关台湾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但是，经对照鲁之裕原著，被节略的部分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一，鲁之裕《台湾始末偶纪》(原著)被节略的三起康熙年间发生在台湾的民变资料原文如下： 　　“无何而伏莽中，时时以小警告，文武惧而避其锋。乃相环聚于台湾府治五里之内，而仍分敛其所辖之贡。三十五年八月，朱友龙作乱，既就擒而复逸之。夕乃毙一人以殉，曰：友龙也。总兵王国兴以是愤懑死。 　　“三十八年春，吞霄社人大鼓噪，其熟土官曰牛麾朝鲜，熟土番曰树巴来者，上其变，比见戮于上司。于是南北路生熟各番六十社有虐杀无辜之讧。监司惧，为之议和而解。 　　“康熙四十年冬，诸罗北路庄头刘却、南路庄头刘三窥各番之愤未平也，煽而起。诸罗令毛凤纶捕得却，立斩之，曰：闻于宪则又释之矣。而刘三果纵于凤山令。于是，诸番大言于衢曰：乱何畏?乱而有赂，固自无虞也。 　　“噫，番则何知哉?既幸而籍于太平之世，固宜使之驯吾化而享生人之乐也。乃以其远莫闻于上，卒不沐圣人之声教德泽。既愚之而鱼肉之，复畏之而纵恣之。受悔于番，见轻于令，其名节固不足惜也。长乱而贻生人之祸，重边境之忧，将其性命亦弗足惜乎?然则，台何不幸而独饶于诸岛也。”① 　　鲁之裕提到的康熙四十年(1701年)之前台湾三起民变，大略也可见于康熙五十六年周钟瑄纂修《诸罗县志》及乾隆五年刘良璧纂修《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对比之下，鲁之裕披露的一些细节值得探讨。 　　周钟瑄《诸罗县志》卷十二《杂记》记载，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新港吴球与自称“前明后裔”的朱祐龙(即朱友龙)、凤山县吏陈枢(吴球妹婿)、余金声等人密谋起事。不料被保长林盛友告发，北路参将陈贵率官兵镇压，吴球、陈枢、余金声等为首者七人被捕，杖杀。而朱祐龙则逃逸，幸免于难。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记载，吴球于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密谋起事， “推祐龙兄为首，以复明为旨，号召四方”。看来，朱祐龙已成为这起民变的“主角”。七月初七日，吴球等人被捕，朱祐龙“走入山”②。 　　因此，鲁之裕《台湾始末偶纪》所说的“康熙三十五年八月朱友龙作乱”，则是由朱友龙主导的另一场民变。这段记载可补台湾地方志之缺。而这次朱友龙的结局同样富有戏剧性，先是“就擒”，却又不知何故“复逸之”。“惧而避其锋”的地方官为了结此案，竟然随便杀个人冒充“朱友龙”。结果，导致时任台湾总兵王国兴愤懑而死。 　　再来说康熙三十八年的台湾南北路生熟番之乱。这起事件起初的导火索是吞霄社通事黄申“征派无虚日”，导致“社番苦之”。康熙三十八年春，吞霄社先反。同年五月，通事金贤欲强娶淡水番女，引起北投土番起事。至七月，北投起事首领冰冷被捕。八月，吞霄社起事土官也被北路参将常太镇压。官军也付出惨重代价，“劳师七阅月，官兵被瘴毒死者数百人”。而根据鲁之裕的描述，当年全台六十社土番均卷入事变之中，并引起“虐杀无辜”之祸。最终，连分巡台厦道也惧怕事件蔓延，不得不“为之议和而解”③。 　　最后来看康熙四十年诸罗南北路庄头之乱。这起事件《诸罗县志》只简略记载： “四十年冬十二月，刘却作乱，伏诛。”《诸罗县志》称刘却系“臭祐庄管事”，而鲁之裕称刘却系“诸罗北路庄头”。台湾地方文献均缺少对“诸罗南路庄头刘三”的记录，则鲁之裕所言可补史阙。值得注意的是，鲁之裕描述事变细节更值得推敲。首先，刘却被诸罗县令毛凤纶捕获后，立即被处死。原因竟然是毛凤纶觉得“闻于宪则又释之”。果然，事变的另一位主谋刘三却不知何故从凤山知县刘国辅的围捕中得以脱身。事后，知情者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乱何畏?乱而有赂，固自无虞也”。事件平息后，刘国辅的仕途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反而在任满后升任湖广知府。 　　难怪，鲁之裕认为当年台湾社会乱象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