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docVIP

探究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 　　宋仁宗赵祯( 1010-1063) 在位期间并无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只能算个平庸的守成之君，而且屡遭臣僚批评。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标准衡量，他绝不是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但他身后却颇受臣僚称颂，在士大夫的议论中，是一个选任贤能、虚心纳谏、勤俭仁恤的仁圣之君，成为朝野赞颂的“祖宗”典范。而促使其形象提升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熙丰变法。 　　一、仁宗在位时期臣僚对他的评价 　　赵宋王朝实行崇文抑武政策，经过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六十余年的涵养，到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一大批集政治、学术、文学多方面才干于一身的士大夫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勇于任事，以针砭时弊、劝谏君主为己任，仁宗在位时间长达42 年，其行事也多有可指摘之处，故仁宗在位期间，屡遭臣僚批评，当朝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臣僚对仁宗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施政无方，如宝元元年( 1038) 正月，苏舜钦上书曰: “今又府库匮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此用度不足明矣。政事不亲而用度不足，斯大可忧也。”二是用人不当，如至和二年( 1055) ，御史梁适弹劾宰相陈执中，不成功，反遭贬谪。翰林学士欧阳修对此十分不满，上章批评仁宗道: “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三是生活享乐，如嘉祐六年( 1061) 八月，知谏院司马光批评仁宗道: “近日宫中燕饮微为过差，赏赍之费动以万计。耗散府库，调敛细民。”这三方面的议论，几乎历朝历代皆有，并不能据此论断仁宗昏聩，然而，却能说明仁宗时代，士大夫议政热情空前高涨，不少当朝士大夫对仁宗及当朝政治并不满意。 　　而宋代政治的重要特点就是尊崇“祖宗之法”，当时不少士大夫都批评仁宗的作为违背了“祖宗之法”，这集中体现仁宗处理后妃、外戚、宦官等问题上。仁宗甚至为此与臣僚发生过两次激烈冲突。第一次是在刘太后去世不久，仁宗将刘太后为其选立的郭皇后废黜。此举遭到以台谏官员为主的臣僚的强烈反对，孔道辅、范仲淹、段少连等十余人甚至集体诣垂拱殿门伏奏力谏。就在孔、范二人因此被贬后，段少连依然以“祖宗以来未尝有废后之事”为理由上书劝谏。富弼也认为:“自太祖、太宗、真宗抚国凡七十年，未尝有此。陛下为人子孙，不能遵祖考之训，而遂有废后之事”。 第二次是仁宗为任命宠妃张贵妃伯父张尧佐出任要职与官僚集团激烈争执。张贵妃去世后，仁宗不仅追封她为温成皇后，还在礼制上提高张妃身后地位，这也遭到了臣僚的抨击。至和元年( 1054) 正月，直集贤院刘敞上奏反对为张妃立忌曰: “太祖以来，后庙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犹不立忌……愿陛下毋变先帝之旧典”。 虽然刘敞搬出了“先帝旧典”，但仁宗并不买账。最终在御史中丞孙抃等人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仁宗虽然没有为温成立忌，但还是“违制”为她立庙。嘉祐四年( 1059) ，同知谏院韩维对此表示反对，他指出: “国家为温成皇后立庙……寻本朝故事，皆所未有”，还列举了太祖孝惠皇后和真宗生母元德皇后的例子，强调“今陛下一旦奉嫔御之主庙……甚非太祖、真宗谨重典礼之深旨也。” 仁宗并没有听从其意见。直到嘉祐七年( 1062) ，因为河决和东南大水，才将温成庙改为祠殿。 　　宋代士大夫口中的“祖宗之法”与祖宗所行之法契合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祖宗之法”可以作为臣僚劝谏君主，约束、规范君主行为的有力根据。他们以此批评仁宗，主要是因其作为与“祖宗之法”有较大差距。 　　二、仁宗身后至熙丰变法之前的形象 　　仁宗去世后，英宗即位。仁宗形象在英宗朝无甚改善，而朝中对仁宗朝进行反思、批评的言论却有不少。如治平元年( 1064) 三司使蔡襄提出: “仁宗时， ( 选人) 但无过咎，无不转官，官冗如此。” 当年底，司马光连上数奏反对宰相韩琦提出的“刺陕西义勇”政策，完全否定了仁宗的御夏之策，不留情面地批评道: “康定、庆历御戎之策，国家当永以为戒。” 他还将冗兵之弊也归咎于仁宗的失策，认为: “庆历中，赵元昊叛，西边用兵，朝廷广加召募……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众。” 当然，像司马光这样直接抨击仁宗的毕竟还是少数，此时仁宗地位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英宗朝也并非没有称颂仁宗的舆论，不过这类舆论仅出现在“两宫不和”及“濮议”这些特殊事件中。仁宗无嗣，英宗赵曙本是宗室之子，他即位后不久，便“忧疑得疾”而不能理政，只能由曹太后垂帘听政，而且英宗还“语言乖错”触及太后。曹太后便有废立之意，幸赖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大臣极力维护，英宗皇位方才稳固。但英宗与太后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张。朝中大臣一意弥合两宫矛盾，屡次上书希望英宗能主动改善与太后的关系。在这些论奏之中，吕诲的说法颇为典型，他说: “先帝在位四十余年，天下晏然，非有他术，仁孝而已矣。一旦举万乘之业属于陛下继承，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