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道德治理内涵的演变与良性伦理秩序的构建.docVIP

探究道德治理内涵的演变与良性伦理秩序的构建 　　“道德治理”一词被提出之后，便迅速成为伦理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如学术界已公开发表以“道德治理”为题名的论文50多篇①，召开了以“道德治理”(或伦理治理)为主题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学术研讨会10余次，同时还有数项以“道德治理”为研究内容的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等等。若仔细阅读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就能发现，“道德治理”一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即从以往偏重于“以道德手段和道德方式的治理”，到当前偏向于“对道德问题的治理”。 　　一、道德治理内涵的演变 　　在“道德治理”尚未使用之前，德治一词的使用已具有悠久的历史，德治思想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中一条突出的思想主线。早在《尚书·太甲下》中便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的说法，它充分肯定了道德和有德之人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而《论语·为政》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它进一步强调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道德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被放大，直至道德成为主导性的社会规范和调控方式，有时甚至成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问题的标尺。在个体层面，道德曾被称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如孟子的“四端论”---仁义礼智“人皆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同时君子、圣贤等形象经由儒家传播而被树立为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并逐渐为全社会所尊崇。在社会层面，德治既是民众对君主的政治诉求(即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为政以德，注重勤政和德行)，又是统治者维持政治权威乃至赢得民心的重要手段(《尚书·蔡仲之命》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词句已将君主实行德治的目的表露无遗)。道德的张力充分适应了传统社会政权统治和个体精神追求的双重需要，其社会性功能也变得越发强大，而法律等其它规范性机制往往沦为道德的附庸。 　　即使在20世纪末，我国已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当时法律运行机制还很不完善，道德的社会性作用依然很突出。虽然当时已出现价值评判的各种冲突，出现了善恶标准的激烈争论，法律和制度的作用也在不断凸显，但学者们并没有“弃道德而不顾”，而是普遍认为“这些问题仅仅靠法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还必须辅之以道德;道德对市场运行机制起着理性批判作用，能够弥补法律之不足，促进社会良性发展”②。因而，为了规范市场运行，我们一方面加快了现代法治建设的步伐(通过颁布众多法律并建立相应的法制机制等途径)，另一方面依然强调要借助道德来约束和规范社会行为。当时人们认为法律对社会的强制作用还必须借助于道德的力量，只有蕴含道德精神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规范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 　　2001年初，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德治和法治并驾齐驱战略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以得知，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强大的功能。从传统社会的德治到现代社会“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它们所侧重的是把道德作为一种手段和方式来推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治理，这就是道德治理的传统内涵---“以道德手段和道德方式的治理”。有学者就从这个视角对道德治理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统治阶级在利用公共权力进行国家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自觉发挥道德对于缓和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特定阶级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作用。”③ 　　但是近些年来，尤其是2012年之后，学术界对道德治理内涵的理解和关注已经转向为“对道德问题的治理”。即将道德问题作为被治理的对象(而非治理的方式和手段)纳入国家整个治理体系之中，道德治理往往被当成“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这一较长词句的简称。道德治理内涵的转变可以从学术界三方面的动向看出：一是学界讨论道德治理概念时多数情况下都指代“对道德问题的治理”，二是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讨论道德问题治理的学术论文，三是学界召开了数次以道德治理(或伦理治理)为专题的学术会议④。 　　随着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展与争鸣，道德治理的新内涵呼之欲出。卫建国认为，道德治理“主要是指对当前社会生活中突出道德问题的治理，尤其是对一些严重道德混乱和文明缺失行为的治理”⑤。龙静云提出，道德治理“是指我国党政等公权力机构联合各类社会组织及全体公民，通过制定方案和采取有效措施对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突出道德问题加以遏制和消除的活动”⑥。将已有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道德治理是指针对当前我国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突出道德问题，通过政府、公共服务部门、民间组织以及全体公民等多主体的广泛合作和互动参与，制定出治理方案，并采取全方位措施以遏制或消除道德领域突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