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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比较分析 　　近代中国有1 /3 的农户收不抵支，超过40%的农户依靠举债维持生计，而20 世纪30 年代受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枯竭，农民借贷无门，农业生产爆发了经济危机。为应对危急的农村经济问题，南京政府设立了许多金融机构以经营农贷业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它们在全国各地广设分支机构，向农户发放贷款，有效地缓解了当时农村的资本竭蹶。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开展了研究，姚顺东、傅亮、池子华、黄娟娟等人分析了农本局的金融业务，关永强则进一步分析了何廉对农本局的改革和农本局被裁撤的前因后果; 蒋国河、邹晓昇和黄静以及张天政等人研究了中国农民银行的农村贷款，龚关专门论述了中国农民银行的土地金融业务，还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农民银行的档案资料汇编。但是上述研究均为个案研究，将两大农贷机构进行比较分析的则尚付阙如，对档案资料的挖掘也不够充分。为明了近代农村金融建设的成败得失，为我们现阶段的金融工作提供经验借鉴，笔者对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作一比较分析。 　　一、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 　　在农本局成立之前，南京政府缺乏专门的农贷机关，而近代各大银行直接投资于农村，出现了区域集中和无序竞争的乱象。有鉴于此，1936 年9 月，实业部部长吴鼎昌联合了银行界成立了专司全国农村金融业务的中央机关农本局，计划在全国农村建设合作金库体系和农业仓库网络，以统筹全国的农贷业务。农本局( 1936-1942 年)的股本包括了财政资本和银行资本，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孔祥熙任理事长。首任总经理为陈振先，总部内设了农资处和农产处，建设了若干包括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在内的分支机构，主要经营农贷业务和农产运销，在此期间由于农本局的资金和人手不足，而陈振先又无力解决，农贷业务的发展非常有限。1937 年10 月到1941 年2 月，何廉接任了农本局的总经理，改革了农本局的组织结构，将农资处和农产处合并为业务处，将自己管辖的另一个机构农业调整委员会归并成为农本局的农业调整处，增设了合作指导室。为了解决农本局的资金和人力问题，何廉借调了农业调整处的部分资金，招募和培训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在业务内容上有所扩大，新设的合作指导室开展了合作行政工作，以健全合作社的组织质量; 农贷业务除了原来的金库贷款和农仓贷款，还经营了良种贷款和水利贷款; 农产运销业务增添了收购战区物资的内容，主要交由新成立的下属企业福生庄负责。在此期间农本局的农贷业务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成立了合作金库175 所，农业仓库90 所，总放款规模达两千余万元。1941 年2月至1942 年12 月，穆藕初接替何廉担任了农本局的总经理，由于南京政府的政策调整，农本局的农贷业务和相关机构均被移交给了中国农民银行，此时农本局的主要业务为棉纱和棉布的收购、生产与销售，总部科室主要为业务处和运输处，分支机构仅剩下各地的福生庄。1942 年农本局被撤销，其机构和人员被改组为花纱布管理局。 　　中国农民银行( 1935-1949 年) 的前身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以下简称四省农行) ，设立初衷是为了恢复战后的农村生产，以经济手段配合国民党政府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四省农行于1933 年4 月在汉口成立，它是股份银行，额定资本为1 000 万元，领导组织为股东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采用了总分行制。总行下设总务处、业务处、券务处、会计处和调查处等部门，分支机构包括分支行、办事处、附属的仓库和农贷所等机构，两任总经理为郭外峰和徐继庄。农贷业务主要为合作社贷款和农产品抵押贷款，还经营了证券投资、商业贷款和农产贸易等其他业务。随着业务范围扩及全国，1935 年4 月，四省农行被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 以下简称为农行) 。农行成立以后，财政部为其增资了5 000 万元，1936 年春季农行获得了法币发行权，即它发行的银行券“与中央本券一律行使”，1942 年发行权被中央银行收回。领导组织上，1935 年农行将理事会改为董事会，设立了常务董事，将监事会改为监察人会。抗战期间农行迁至重庆，将常务董事改为董事长制，孔祥熙和陈果夫先后担任过董事长，四任总经理为徐继庄、叶琢堂、顾翊群和李叔明。业务机构上，1940 年5 月前，农行沿用了四省农行的总分行制度，总行内部主要设立了总务处、营业处、会计处、调查处和稽核室等科室;1940 年5 月将总分行制改为总管理处制，总行被改组为总管理处，内部科室主要为总务处、业务处、农贷处、储蓄处、信托处、发行处、经济研究处和土地金融处。农行分支行的数量和范围增长较快，还增设了农贷通讯处、简易储蓄处和合作金库等下属机构。农贷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