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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吕思勉的朱子学分析 　　吕思勉先生一生学术尤以史学见长，与陈垣、陈寅洛及钱穆并称“现代史学四大家”。除此之外，他在经学、理学等领域亦建树颇丰。其中，《理学纲要》是其涉足理学的重要成果。该书计巧篇，为吕思勉据民国巧年他在上海沪江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所手编之讲义略加修改而成。正如吕思勉在序中所言，他作此书的初衷乃由于繁重的学案之作令读者不得理学要领，故举理学家重要学说，一一掣其大要，以便读者能知理学之大概。然而，或许是由于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太过耀眼，致使学界对其理学恩想鲜有关注。郭齐勇和乐爱国两位教授对吕思免理学思想的有关方面有过一些零星阐述，其中，郭齐勇对吕思勉理气为一观点、乐爱国对吕思勉朱子学与科学关系有所认识。但是，他们的梳理与论述仍欠细致，更未能对吕思勉的朱子学思想形成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本文尝试以《理学纲要》为中心，进一步梳理吕思勉关于朱子知行观、理气观、科学观及朱子与北宋五子思想承继关系、朱陆之异等方面的思想，力求全面展示吕氏的朱子学思想，并揭示其时代价值。 　　一对朱子思想的阐释 　　吕思勉对朱子学(晦庵之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理气论、鬼神论、心性论及知行关系展开。他的这些观点，择要回答了民国时期朱子思想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不仅在其时，即使在当今亦具有相当的理论参考价值。他的《理学纲要》虽从北宋五子至浙学、陆王心学等无所不窥，但吕思勉尤其重视对朱子之学的阐发亦是显而易见，这与他视朱子为宋学集大成者不无关系。 　　依吕思勉的看法，哲学的根本，是关于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思想，有何宇宙观，必有与之相应的人生观。故而，朱子的理气思想作为宇宙观一部分，是其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民国时期，朱子的理气关系思想广为讨论，谢无量等持朱子为“理气为决然二物”的理气二元观，冯友兰等有所谓“至于理与普通的气为有之先后，则须自两方面言之:盖依事实言，则有理即有气，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若就逻辑言，则‘须说先有是理。’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者，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就此点言，必‘须说先有是理”’的逻辑在先论。针对当时学界这些观点，吕思勉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理气为一观点。吕思勉直言:‘故理气为二之说，实不如理气为一之说之的。他的理据为:‘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乃人类思想如此，非事实也”。就实际言，然与所以然，原系一事。”由之，理气二元非一客观事实，寻其原因，则各“所以然”之“理”实为人类假立一名，以资推论而己。当然，至于学界疑朱子为理气二元者，吕思勉亦析其产生之缘由。在他看来，朱子思想中固然存在某些语焉不详的成分，这是学界混淆朱子理气关系的重要原因。如他说:“《语类》云:‘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当初元无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会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动极复静’云云。极似以理为实有其物者。此等处，最易招后人之警议。”不过，他又说道:“《语类》又云:‘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己。”，综合以上，吕思勉则最终认为，统观全体，朱子未在气之外将理立为一实有之物。要言之，他认为朱子是理气为一论者。 　　至于朱子的知行观，吕思勉认为，朱子于致知、力行关系，是兼而论之，初未尝偏废。他举例说:“又曰:‘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处。只这上，便紧紧着力主定。一面格物。’是朱子实谓力行致知，当同时并进也。……又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则知必有待于行，几与阳明之言，如出一口矣。”另外，吕思勉还特别提到朱子的格物致知离不开小学之功夫:“朱子所谓格物致知，乃大学之功，其下尚有小学一段工夫。论朱子之说者，亦不可不知。朱子答吴晦叔曰:‘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浅深，行之大小而言，则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将何以驯致乎其大者哉?……故《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事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若曰:必侯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一日不能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侯其至而后行之哉?’读此书，而朱子于知行二者，无所轻重先后，可以晓然矣。”综合以上，就一事而言，知先行后无疑。然并非初不涵养践履，若认为必侯知至而后可行，则误了人伦大义，也就失了朱子于致知力行无所偏废之理。不过，吕思勉也认为朱子思想中的确不乏偏重于知之说。他说“如曰:‘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皆以为知即能行。”只是此所谓“知”，非全离于行，必须且力行，且体验，方能有所得。概而言之，在知行关系方面，吕思勉倾向于会通朱、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