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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一般性立法的精神与坚守 　　一般性立法的界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直面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对执政党而言，“良法”概念系重大理论创新，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良法是有其特定内涵的，而一般性是衡量是否良法的重要指标。而基于一般性原则所创制的法律即为一般性立法，它不仅具有形式的技术性标准，也具有特定的价值规定性，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解读一般性立法时，需要对它的两个词素“立法”与“一般性”进行具体的分析。一般性立法的“立法”，仅指成文法。在当代中国法的渊源体系中，习惯、判例等非正式渊源，是由人们在共同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自发形成的; 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等正式渊源，是由国家基于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法定程序，而自觉创制的成文法。这里的“立法”，只限于立法者基于特定目的而创制的成文法，不包括习惯等非正式渊源。法律必须对一类对象做出统一的、相同的规定，而命令则要根据事件的特殊性进行灵活性处理。何谓“一般性”? 一般性立法是与个别性立法、个别措施相对应的法律形式，它是从法的效力范围的角度，所概括出来的法的特性。法的效力范围，是指法对什么人、对什么事项、在什么时间和什么空间发生法律效力。“在规范的四个效力范围中，属人和属事这两个范围先于属地和属时的范围。后两个范围只是一个人应遵守某种行为所在的地域和所处的时间。一个规范只有在关系到人的行为时才能决定时间和空间。说一个规范对该地域有效就是说它涉及在那一地域所产生的人的行为。说一个规范对该时间有效就是说它涉及那一时间内所发生的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发生在任何地域以及任何时间，可能组成规范的属地和属时的效力范围。” 　　在凯尔森看来，法的效力范围的四个维度各自的地位、作用是不一样的，通常而言，属人和属事这两个维度具有优先性。在理解法的“一般性”时，学者们又进一步将目光集中于对人的效力范围上。奥斯丁指出，“我们所说的准确意义上的法律，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加以界定的: 法律，是强制约束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命令。但是，相对具体个别的命令而言，一项法律是一个强制约束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命令，它普遍地强制要求为一类行为，或者不为一类行为。在日常的但是并不清晰准确的语言中，法律是一种强制要求一个人或一些人以一定方式去行为的命令。”不同于个别命令，法具有一般性，它通过普遍性地告知人们可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而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引。在调整对象上，“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因此，法律很可能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绝不能指名把特权赋予某一个人; 法律可以把公民划分为若干等级，甚至于规定取得各该等级的权利的种种资格，但是它却不能指名把某某人列入某个等级之中; 它可以确立一种王朝政府和一种世袭的继承制，但是它却不能选定一个国王，也不能指定一家王室。 　　总之，一切有关个别对象的职能都丝毫不属于立法权力”。对于一个个别对象的调整、控制，是绝不会有公意的。纳粹德国时期，法的一般性原则遭到抛弃，制定了大量个别的、特殊的立法。法律以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授予希特勒等纳粹统治者以特权，将“领袖”的专断意志奉为最高法律; 另一方面，一系列剥夺特定群体权利的歧视性立法先后出台。例如，残障人士的歧视性绝育立法，歧视特定种族的立法，歧视弱势群体权益的立法，歧视与迫害政治敌人的立法等。法律不应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其对象永远是普遍的，即法律只考虑一般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是其调整范围内所有人、组织的行为。即使是与“一般法”相对的“特别法”，也不应当调整个别案件，它虽然比“一般法”要具体些，但也是“具体-一般的”，是针对一类人而制定的。对法的“一般性”的理解，属人的因素固然是主要的标准，但也需要其他维度的辅助、补充。在一般性立法中，在可能主体的数量上要求“一般性”，即规则应当是抽象的，而不是个人化的。这并不排除规则可能适用于单个个人的情形。由于碰巧只有一人符合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由于规则仅在某个时候理所当然地适用于一个人( 例如，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或最高法院院长的权利义务) ，因而它要求: 当某一规则制定的时候，能适用于整个范畴的人们，如所有未来的最高法院院长。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内，适用于一个人的法律规定( 如在2015 年5 月，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法律规定) ，就是一个个别规定。如果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 几十年或者几百年) ，这个规定就不是指向一个人，而是调整履行该特定职务的一类人的法律规定，就成为一个一般性规范。一般性立法不是仅适用一次的具体命令，而是在其生效期限内对其指向的对象反复适用的社会规